阿克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博斯那会儿打电话来，”阿克口气里透着不耐烦，“不就是想让你给他打回去吗？”
等儿子约翰睡下了，珍妮特和阿克就坐在客厅里喝茶。欧锦赛就要开始了，这个赛前节目正在详细分析瑞典国家队的夺冠形势。与往常一样，至少可以打进八强，期望能进半决赛，甚至夺得金牌。
而要进入警校，第一个障碍就是她左眼的视力。手术花去了她所有的积蓄，还要连续六个月每个周末都长时间加班，才付得起手术费。
一个头，一只胳膊，一条腿，一个躯干。
当她走下通往昆士布罗河滨大道的台阶时，她的手机震了一下，她收到一条信息，是她父亲发来的。
“和往常一样。他问你怎么样，还问了约翰和他的学习情况。然后他问我是否找到工作了。”
第二个障碍就是，她发现自己太矮了。一位脊椎按摩师帮助她解决了问题。经过两周的背部治疗，他成功地帮她补上了那不足的两厘米。
这里有一大堆东西要洗。阿克和约翰刚做过煎饼，证据还在呢。
“对了，你爸打电话来了。”阿克眼睛盯着屏幕说。
他常常说自己很高兴做她的家庭主夫，可实际上她在家干的活并不比他少。如果他真的在绘画方面有些作为也就算了，但是说实在的，他在这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去体检的路上，她一直平躺在汽车里，她知道，哪怕只坐一小会儿，身高就会收缩。
赫提格提出开车送她回家，但是她谢绝了。她想走到中央车站，然后乘地铁回安斯基德。
珍妮特·科尔伯格离开警察总部时，时间刚过晚上八点。前一天，在图里尔德斯普兰地铁站附近发现了一具尸体。
她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好放松一下头脑。
他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看到的景象，而他想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做警察。”
“你什么意思？”
“嗨，”他写道，“你还好吗？”
她打开钱包，里面只有两张皱巴巴的百元克朗纸钞，回家的车票要花去三十块。她希望周一给阿克用于家庭开支的钱还剩下一些。即使阿伦德能把车修好，她猜至少也要花上几千块。
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她想。你只需要坚持下去。她穿过通往中央车站的公共汽车站，乘扶梯下去，穿过轻轨和地铁之间拥挤的通道。
每一次，都是极大的打击。
他动了动身子。“是的，是的，我明白。”
他没有听到她的话，他正聚精会神地看一则关于历届瑞典国家队队长的报道。
“阿克……”
“阿克？”她试探性地问，“你在听吗？”
如果我失去了动力怎么办？她想。
“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她继续说道，“我这次是说真的。你明白吗？”
“他说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但是，做警察，有一点是他特别憎恶的。
但是无论他说什么，都无法动摇她的想法。恰恰相反，他的话反而更加坚定了她的决心。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珍妮特想。
阿克，她想，是个艺术家，兼家庭主夫。
“我给爸爸打电话了，”当出现结尾的字幕时，她说，“他会给我打五千块，好让我们熬过这个月。”
他又叹了口气。“是的，是的，”他说，眼睛依然盯着电视屏幕，“但至少现在你有理由给他打电话了。”
通常，这种时候，她会感觉对不住阿克，并马上跳起来维护他，但是最近，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同意父亲的看法了。
不，她才不要洗。就放在这儿，等着他来洗。她在餐桌旁坐下，拨通了父母家的电话。
工作和钱，她想，到底该怎么摆脱它们呢？
她家三代人都做了警察。祖父，父亲，现在是她。祖母和母亲都是家庭主妇。
他所在的警局位于斯德哥尔摩南部郊区，距离地铁和轻轨都很近。每年至少有一次，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到其中一条线路上去捡拾残存的尸体。
“我们的经济状况真的糟透了，”她说，“我都没脸再给我爸打电话了。”
当父亲知道她想追随自己的脚步的时候，为了让她打消这个念头，他给她讲述了无数的故事。关于支离破碎的人们、瘾君子和酒鬼、毫无意义的暴力。告诉她，“人们从不落井下石”是个谎言。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也会一直这样干下去。
快到克拉拉高架桥的时候，她的思绪又回到工作上去了。
他没有回答。
这是最后一次，我发誓，她想。
珍妮特知道她父亲和阿克之间有过节。他曾骂阿克是懒鬼，还有一次说他是个空想家，说他懒惰，是个懒骨头。他起的负面绰号可谓异常丰富，有时，他直接当着阿克的面说出来。
打完电话，珍妮特回到客厅，重新坐到沙发上，耐心地等待节目结束。她很喜欢足球，可能比阿克还要喜欢，但是她对这种节目却没有一点兴趣。里面的空话太多。
她不想跟他吵架，于是，她从沙发上站起身，走进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