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不能用常规的方法让科尔伯格闭嘴。他只要想办法确保她拿不到他掌握的资料，他也知道自己即将要做的是犯罪。
先是卡尔·伦德斯特劳姆，然后是本特·伯格曼，现在是博—奥拉·西尔弗贝里。这些人都是维戈·杜勒介绍给他的，尽管检察官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朋友。他只是和他们相识而已。
他从最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份十三年前的文件，并打开了碎纸机。碎纸机发出了隆隆的声音，在把文件塞进去之前，他读了一下博—奥拉·西尔弗贝里的丹麦辩护律师的辩词：
肯尼斯·范奎斯特翻看着博—奥拉·西尔弗贝里的照片。
下一页。
一个好奇的记者会就此打住吗？一个像珍妮特·科尔伯格这样迂腐的探员呢？
又一张，又有一些碎纸条。
多项指控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确定，使得难以推翻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整个案子都建立在女孩的证词、以及她的说法的可信程度之上。
这太过分了，他想。我控制不了了。
至于审问录像，被告认为主审官进行了诱导性提问，把女孩引向了特定的回答。女孩也有动机指控博—奥拉·西尔弗贝里曾做出这些举动。如果她能证明是博—奥拉·西尔弗贝里导致了她的精神疾病，她就能获准离开她的收养家庭，搬回瑞典。
与它连通的有无数条排污管道，这个区域里的工业以及克拉拉立交桥上的来往车辆导致这里污染严重。高浓度的氮、磷、金属以及焦油，使得根本无法看透它，就如同附近的公诉机关一样。
回到瑞典，肯尼斯·范奎斯特边想边关掉了碎纸机。
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你唯一能确定无疑的人就是那些极度自私的人。他们总是按照固定的模式行事，你非常清楚他们将会做什么。也正因如此，他们是你唯一能成功欺骗的人。
如果不是维戈·杜勒，他就会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倒数着退休前的日子。
本案中出具的其他证据既不能增强也不能削弱女孩的证词的可信度。在被询问时，她说博—奥拉·西尔弗贝里曾对她做出过某些举动。但是，她未能完成所有的审问。因此，她的证词只能通过警方审问她时的录像来呈现。
尽管名字里有个“湖”，但克拉拉湖并不是个湖，而是一汪脏水，既不能钓鱼也不能游泳。
他缓慢地把这一页塞进碎纸机。碎纸机发出嗡嗡声，吐出了细小、难以辨识的碎纸条。
但是，当你遇到珍妮特·科尔伯格这样的人，一个正义感极强的人，事情就没那么容易预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