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问题自行解决了，因为受害人让她进去了，甚至是邀请她进去的。博—奥拉·西尔弗贝里太天真了，太过自信了。
“弗雷德丽卡？”她小声说道，“你在吗？我要和你谈谈。”
她拐上卡马卡尔路，然后左转进入道本斯路。现在，她就在教堂的对面，入口应该在这里。她放慢脚步，仔细地寻找那个乞丐告诉她的那扇门。前方大概五十米的地方，她看到树下站着一个黑色的人影。他旁边有一个灰色的铁门，门半开着，里面传出微弱的说话声。
他也盯着她看：“有什么事？”
圣约翰内斯教堂下面巨大的地下室已经人们被瓜分占领，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脱离了文明社会的保护。
她靠近入口，从包里拿出宝丽来相机，小心翼翼地推开毯子。
无论弗雷德丽卡·格鲁内瓦尔德是唆使者抑或只是奉命行事，她都有罪。选择默许同样有罪。
那个人自顾自咯咯地笑了。“噢，原来那个老太婆还有朋友呀？我一点都想不到。”他拿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点着一个烟蒂，“我能得到什么？我是说，如果我带你去找她的话。”
“你他妈是谁？”
但是最明显的是那份安静。
“这就是老太婆住的地方。”他指着一个用黑色的垃圾袋做成的窝棚，至少可以容纳四个人。入口用一条蓝色的毯子遮住了。“我走了。如果她问是谁给你带的路，就说是鲍耶。”
“如果你带我去找她，我给你三百克朗。可以吗？”
有那么一阵，她有点迟疑是否要实施对弗雷德丽卡·格鲁内瓦尔德的报复计划，因为她已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了。但是做事必须善始善终。
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实施的《心理健康保障改革法》并未经过深思熟虑，其本意是想让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讽刺的是，它对改革委员会主席博·霍姆贝里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的妻子，外交部长安娜·琳德被一位男性凶手谋杀了，上诉法庭裁定凶手患有精神病，他本应该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七十年代大批医院被关闭了，但是人们依然会想，如果当初心理健康调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一股让人窒息反胃的臭味扑面而来，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用它捂住口鼻，防止自己吐出来。看到她的反应，那个男人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蹲下时，看到有人在往里走。她慢慢地拿开手帕，小心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又湿又闷，她尽力用嘴呼吸。她拿出那根钢琴丝，藏在手里。
而且他们中约一半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疾病，为床位的争斗是家常便饭，所以很多人索性选择去别处睡觉。
这里有一点令人敬佩。仿佛住在这里的人都心照不宣，不去打扰彼此，各人自扫门前雪。
如果羞耻也有气味的话，那么她闻到的便是。
她花了两周才在教堂下面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那个女人。尽管她生在富室大家，但弗雷德丽卡·格鲁内瓦尔德最终落了个流落街头的下场，过去十年间，得了个“女公爵”的名号。她知道，因为弗雷德丽卡糟糕的判断和高风险投资，格鲁内瓦尔德家败光了所有的家产。
他喝醉了，这样正好，因为这样他对她的记忆就会模糊，可能根本不记得她。
踏进这个巨大的地下室的时候，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足有足球场那么大，屋顶至少有十米高。到处都是围着一小堆篝火的乱七八糟的帐篷、箱子和棚子，一大群人围着篝火或躺或坐。
没有任何同情的余地。
在那个潮湿的像大教堂一样的空间里，他们找到了某种类似安全的东西。
“我是她的朋友，我需要见她。”
这些避难所的质量千差万别，有些甚至可以说相当美观。
由塑料袋或防水帆布加上一些硬质板做成的小小的避难所，再加上一个睡袋。
她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喝醉了。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清醒了，她有些害怕。如果他记得她怎么办？
她拿出钱包，给了他三张一百克朗钞票，他咧着嘴满意地看了看钱，然后扶着门，示意她进去。
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羊毛帽子戴上，小心地把她的金色头发盖在下面。
在日特斯贝克顶部，她转到约翰内斯路，沿着墓地的栏杆前进。
关于弗雷德丽卡·格鲁内瓦尔德的记忆立刻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看到一个肮脏的地板，听到了她们的呼吸声。混杂着汗水、湿泥和机油的臭味。
只有低声细语声和打鼾声。
台阶非常长，当她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以后，她看到底部微弱的亮光。
她每走一步都愈加靠近某个新世界，一个她可以停留并开心的地方。改变姓名，换身衣服，扔掉过去。一个开启新的生活的地方。
那个男人走到她前面，她跟着他走到了阴影里。仿佛谁都没有注意到她。
她找到地下室了。
胃部熟悉的刺痛又回来了，就像上次一样，她想着如果需要上洗手间该怎么做。
斯德哥尔摩的收容所里共有约两千个床位，而全市的无家可归人员多达五千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酗酒和吸毒。这意味着大家总是要争抢，好让自己不用露宿街头。
“你认识女公爵吗？”她直视他的眼睛，但是因为他两眼向外斜视很严重，她不知道该看着哪只眼。
当时他正背对她站着，她掏出那把大刀，切断了他右边小臂上的动脉。他跪倒在地上，转过身，看了看她，接着看了看灰白色的镶木地板上的血泊。他费力地喘着气，但依然挣扎着想站起来，她也任由他，因为她知道他没有机会。当她拿出宝丽来相机的时候，他有些惊讶。
那个人从树影中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