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不知道，这让她想起她的个人生活就像调查的案件一样，疑问重重。她有个人生活吗？有私人关系吗？
塞缪尔·柏，戴着锁链拼尽全力在和一个半裸的男人战斗，珍妮特和赫提格都认出，这个男人就是他们在拉普兰的小木屋里发现的死者。
法医在维戈·杜勒位于洪杜登的地下室除了发现了宝丽来照片，还发现了一个录像。
在和别人交往过程中，你只能看到别人的一部分。你真实的生活在你的大脑中产生，很难轻而易举地用言语传达出来。
“没啊，”她说道，“我什么都没想。”
结束了，她心想。可是我仍然不开心。
其中有什么不对劲，这个东西不好解释，留下一连串疑问。所有的调查都感觉有点虎头蛇尾，可她发现根本不能适应和接受。比如她一直都找不到玛德琳·西尔弗贝里这一事实。归根结底，可能她只是个幽灵。可能杀死锡格蒂纳的学生的人真的是汉娜和杰西卡。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了，这也是她即将生活的一部分。
珍妮特点点头，这时听到外面的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轻轻的敲门声。是比林，他关切地看了看他们，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进展如何？”他小声问。
他若有所思，慢吞吞地讲述了木乃伊的制作程序，只需要一个干燥的空间，控制氧气供给。通过喂食种子、坚果、树皮和草根，身体的脂肪会消耗完，通过喝树液减少体液。在乌尔瑞卡·温丁这个案例中，使用的是一种布满绒毛的桦树。
说实话，主要是我的错，她心想。如果我动作快点，跟着直觉走，而不是那么理性，我们可能就能挽救乌尔瑞卡·温丁的性命了。就那么简单，真的。
她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看着赫提格。他有害怕失去的人吗？当然，他的父母，他们看起来相处得很好，对先前家里失去一员勉强挺了过来，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珍妮特知道，不一会儿这个女孩的祖母就会从带着一个牧师的两位警察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有的人天生擅长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可珍妮特心知肚明自己不是那种人。真正地爱上一个人是很可怕的，她心想，她的思绪转移到了约翰身上，他很快将登上飞机踏上从伦敦回来的旅程。几个小时后，她会再次看到他，和他父亲顺利地待了一周他肯定十分开心，她对此的理解多半来自一条短信，收到短信时他们刚刚发现乌尔瑞卡·温丁的尸体，在一棵粗糙的松树下，已经被雪掩埋了一半。她经历了多么可怕的死亡，珍妮特永远都止不住心想，她当时一定是多么害怕啊。
外面厨房里的咖啡机发出吱吱的声音，窗户上开始出现冰花。雨水很快将变成雪花。
“很好，很好……”这位局长喃喃自语道，“不过，如果我没理解错，这个一旦公众于世，将会引起……问题吧？”
“千真万确，”电话那头说道，听起来像是责备的语气，“当事人还往你的个人账户里另外打了两百万。”
如果没有约翰我会做什么呢？她心想，辞职，去个其他地方？不，我可能根本不敢。可能会请个假做点其他的事情。注意，我可能一周之后就回来工作，因为我只能干警察这个行当。或者我会回来吗？
赫提格直勾勾地看着她，也可能是直勾勾地看着她身后的书架，都是他们的错。
电话那边说的如果不能彻底颠覆她整个生活，也会永远改变她的未来。
“你在想什么呢？”赫提格冷不防地问道。
不过调查不会因为四件案子水落石出就这样结束，有对另外四十具尸体的证据，所有的文件将被交到欧洲刑警组织。
“你刚刚说什么？”珍妮特只憋出这么一句话。
桌子上，塞缪尔之死的影片旁有一摞文件和一堆文件夹，其中一个里面含有维戈·杜勒拍的来自图里尔德斯普兰、斯瓦尔茨乔兰德特、丹维科斯图尔，以及巴尔南根的死者的尸体照片复印件。现在偶然发现杜勒花了几年的时间治疗宫颈癌症，以及在斯瓦尔茨乔兰德特发现尸体的地方被树刮到的车和停在洪杜登盖着防水油布的车是同一辆。
“肯定是哪儿出了错——”
二百四十五万三千克朗。
有人已经帮她还清了待结款项，以及阿克的抵押贷款。
更多的是屠杀。
赫提格朝着她疲惫地笑了笑。“我也没有，感觉很不错，真的。”
珍妮特仔细看了看赫提格脸上沮丧的表情，原来他和自己一样都感到无能、挫败和愧疚。
“是的。”她沉思了一会儿后回答道。
不过，它们偶尔也会出现。
“赞助人希望匿名赠款，不过她让我跟你说维多利亚·伯格曼还活着，而且很好。你认识这个人吗？”
珍妮特朝桌子上的文件夹打了个手势。“我们搞定了，我们只需要范奎斯特过来取我们放在一起的东西。”
和伊沃·安德里奇通完电话之后，珍妮特·科尔伯格一言不发地坐在桌子旁，延斯·赫提格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沉默不语。他们刚听完病理学家对乌尔瑞卡·温丁冻死之前的经历的描述。他的话让他们陷入了沉默。
杜勒被发现死在基辅的一个公园内，后脑勺中枪致死，这起案件要在欧洲刑警组织接手后由伊万·罗文斯基处理。
赫提格前脚刚出她的办公室，她的手机就响了。
她扫了一眼桌子上成堆的证据，这里面揭露了比林的前任，也就是前警察局局长格特·贝里林德参与资助儿童色情作品这一可怕事实细节。苦难这个词都不足以描述媒体的反应。
“这是最后一件我们需要立刻做的事情。”比林叹了口气，“媒体不会放过我们的。”他摇着头离开了，门也没关。
或许乌尔瑞卡·温丁的祖母根本没人诉说自己的伤痛。就像安妮特·伦德斯特劳姆，与这场恐怖的混乱有牵连的人之中唯一的幸存者。
然而，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珍妮特心想，因为每个人都关心的是死者，包括凶手。
这位病理学家还讲述了感官剥夺，以及在一个隔绝光线和声音的密闭空间阻断所有感官信息的后果。他强调一个受害者在这种状态能活过几个小时的十分罕见。对身体缺少刺激也会影响身体，这个女孩能支撑这么久简直是个奇迹，显然，甚至久到可以设法逃跑，而且是独自逃跑。
他们沉默了好久，珍妮特几乎都忘记他还坐在桌子另一边了。
伊沃·安德里奇告诉他们现存的木乃伊的制法，是古代的一种技术，日本佛教的某些派别也用过。
媒体？珍妮特心想。这么说，最坏的竟然是这些报纸会怎么说我们？
珍妮特想起维多利亚电话里的声音。
比林满脸愁容，珍妮特突然意识到他为什么过来了。
六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在她脑中闪过，年鉴中那个目中无人的女孩的照片，是上面唯一没笑的人。她曾遭到过父亲的性侵。珍妮特已经观看了那个在锡格蒂纳人文中学的有关性侵的录像。
珍妮特感到头晕目眩。
“是啊，估计不可避免，”她说道，“把贝里林德从此案件中移除估计很不可能。”
“不，哪儿都没有。我跟转账的人说过话，她十分清楚。”
奇迹很少出现，这是万物的本质。
“她？”
在维戈·杜勒船上被烧成灰烬的人很可能是亨丽埃塔·杜勒和安德斯·维克斯特劳姆。
她不知不觉想起来自塞拉利昂的一家人，他们也失去了一个家人，很快也将收到警方的证实。
电话是她的银行打来的，如果不是经常打来，怎么看都不是打给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