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娅被街上的一声巨响打断了思绪，那个声音消失了。她感觉自己好像刚刚醒来，于是关掉录音机，看了看四周。
她正站在桌子边，同时也在女孩的头脑里。那个声音忧郁而单调，它在她头脑里回响，同时也在厨房的墙壁间回荡。
索菲娅跌坐到地板上，发现自己手里握着一支黑色马克笔。她把它放到一边，抬头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她隐约听到门廊里的电话铃声，但是她不打算去接，然后闭上了眼睛。
宽恕很难，她想。但理解而不宽恕则难得多。
大声喊叫之后的雪崩，或是扔下的石块泛起的波纹。横在黑暗的自行车道上的一根拉紧了的绳子，或是盛怒之下的一句草率的话和一记拳头。
在她头脑里的咆哮淹没一切之前，她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她探身过去，看着桌子上的卡片。在她的左边，索乐思和汉娜相邻而坐，另一边则并排坐着索菲娅和杰西卡。她把维多利亚放在了主位上。
她回到厨房里，看到有人很可能是她自己，在餐桌上布置了五个人的位置，她还在座位边放上了她们的名卡。
所以，她又出去了。
她睡得更沉了，对维多利亚的记忆如波浪一样朝她涌来，起初是声音和气味，然后是画面。
当你不止知道事情的缘由，还理解从头到尾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最终的病态行为，这让你感觉头晕目眩。有人把它称作原罪，其他人则说是宿命，但是，实际上它只是冰冷、不带感情的因果关系而已。
然后是黑暗和沉静。咆哮声停止了，药片起作用了，她镇定下来，能够休息一下了。
桌子上有一个皱巴巴的撕破了的空的帕罗西汀包装盒，地板上肮脏不堪，布满了泥泞的脚印。她站起来，走到门廊里，看到鞋子又湿又脏，上面沾满了泥土和草叶。
她把录音机放到面前，双手颤抖着，她全身被汗水浸透了，她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看着自己坐在桌子边。
在完全失去意识之前，她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红色的夹克站在丹麦的海滩上的小女孩，这时她才意识到这个女孩是谁。
她回到客厅里，然后又去了厨房。她的眼里闪着光，就像偏头痛开始前的预兆。
在冷漠无情的状态下，同情只是一个词语罢了，两个毫无意义的字，你开始接近邪恶。
那盏红色的灯发着光，表明那台小机器正在录音。
她的记忆里有解释也有答案，它们是生活的向导和指南。
索菲娅感觉自己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当她试图理解维多利亚·伯格曼的时候，录音里的独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现在则恰恰相反。
“不，她不知道，”她大声说道，“维多利亚·伯格曼并不存在。”但是没必要假装。那个声音在那里，比以往更响了。
你抛弃了人性，变成了野兽。你的声音变得阴郁，走路的方式变了，眼神也变得呆滞。
她走进浴室，从壁橱里拿出那盒镇定剂，吃了两粒帕罗西汀，迅速一抬头咽了下去。很快就会过去了。维戈·杜勒死了，珍妮特·科尔伯格知道维多利亚·伯格曼就是凶手。
汉娜和杰西卡？她想。她们怎么会在这里？汉娜和杰西卡，自从二十多年前在巴黎的火车上分别以来，她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有时，它是一种经过考虑的自觉的举动，其结果只是思考和欲望的一种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