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记忆，没有萦绕的愧疚感。
她颇为不满，因为工作没有做完，维多利亚没有帮上忙，没有记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什么都没有。
她也不记得她在斯堪斯蒂尔的克莱瑞恩酒店里面的酒吧遇到的那个男人，她去过那个男人的房间；也不记得当时她不要钱的时候那个男人惊讶的表情。她不记得跌跌撞撞地出了旅馆休息室，一直沿着二环路往东走，到了卡塔琳娜·班格塔又去了北哈马比半岛盯着那儿的水面看，不记得驳船和仓库沿码头反方向排列，也不记得走回到了二环路，它蜿蜒向北一直到了恩斯提亚纳斯街，然后路过了下面维塔山上陡峭的岩石面孔。
她知道地下通道的转换器和发电机被设计成可以保障所有属于瑞典政府的数据信息都不会被灾难损毁。这些数据信息里就包含着关于她的机密文件，关于维多利亚·伯格曼的。
索德马尔姆不是迷宫，梦游者的大脑才是，那里有很多运河，是一个由神经和信号构成的体系，有着无数弯曲的道路和十字路口，还有死胡同。在梦游者的梦中，这是一次黄昏穿越街道的行走。
她知道为什么她编造了他。作为她自己愧疚感的替代品，她不能留住那个孩子，而他就是那个孩子的代理人。
钥匙在锁眼里咔嚓地响着；她往右转了两圈，门开了。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失去了对高的控制。
索菲娅看了下时间，她唯一想做的就是睡觉。
从武汉来的高濂从未存在过。
她听到电话响了，放下了手上的报纸，她看到是珍妮特打来的。她起身接电话并环顾了一下房间。
她绕了地球好几圈，却没有移动一厘米。她只是在适当的位子踩着踏板。
索菲娅进了隐蔽起来的房间，拿出卷起的晚报，她打开了报纸，把它们铺在了地上。《灌木丛里发现了妈妈》和《斯德哥尔摩中心可怕的发现》。
地上全是厚厚的纸张，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但是意义、解释和最终的原因呢？
她沿着台阶往上走，尖锐的靴子跟发出的回响把她唤醒了。她甩了甩外套上的水，调整了一下衣服，当终于把钥匙插入锁眼里的时候她已经完全不记得刚才漫长的行走了。
是我做的吗？她在想。
索菲娅·柴德兰沿着恩斯提亚纳斯反垄断协会走着，看着右边岩石上雕刻着的脸。在索菲娅大教堂下面三十米的地方，有一个从岩壁炸出来的山洞，那是瑞典最大的服务农田。下面飘着的水蒸气像云朵一样飘在街道上，秋天夜晚的寒风不停地把水蒸气往凹凸不平的岩石上吹。
她穿过厚重潮湿的云雾，一度什么都不看见。
她不记得和她的秘书安—布里特道过别，也不记得一刻钟之后离开了这个地方。
她脱下了出门穿的外套，走到了卧室。桌上是一堆纸、文件和书，是通过她的努力搜集来的、帮助珍妮特证明行凶者杀害移民男孩们的证据。
很快她就站在了自家的大门口。她快速地看了一下时间。十点一刻，就是说她走了四个半小时。
她也不记得找到回家的路，走到了迷宫的出口。
她读着关于尤里·克雷洛夫的报道，这个来自白俄罗斯莫洛杰奇诺的孤儿，在春天被发现死于斯瓦尔茨乔兰德特，她尤其对她在文章中划线的部分感兴趣。详细信息，名字，地点。
一个精神层面的展示。
她找到了迷宫的出口。
答案就在其中的某处，她一边思考一边拿起了话筒。
她走到了藏有隔音室的书架旁。当她掰开搭链要把书架滑到一边的时候，她知道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唯一剩下的就是她自己的剩余物和她的汗味。
高濂找到她是因为，她希望有人能疏导她的负罪感，偿还她亏欠人性的债。
真是愚蠢的想法，她想，漫不经心地拿起几份文件。什么作用都没有。她们亲吻之后就告别了，自从在盖姆拉·安斯基德那个晚上过后珍妮特就没有提过这事。可能这只是想要见面的一个借口？
一个人的思想被撕裂成了零碎的纸片。
极其炎热，好像下面已经沸腾了一样。
她相信所有关于死去的孩子们的文章和报纸剪贴都是关于她的。她也在不停地追寻发生了什么，一直在寻找解释，在她心里已经找到了他们。
我是睡着走来的，她一边想着一边轻按门上的密码。
高濂从来没有骑过运动自行车，但是他的汗从她的头发流下，流到了背上，流满了胳膊。
她知道她杀了马丁。
她不记得经过了哪些街道和地点，也记不起来走路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就像是在回忆一场梦一样。
索菲娅·柴德兰记得她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幻想着索德马尔姆是一座迷宫，根据她的经验，入口处应该在圣保罗大街，然后出口是她在维塔山的公寓。
他没有变成她想要的样子，所以最后他不存在了，她也不再相信他了。
但是其他人呢？那些没有名字的男孩，还有从白俄罗斯来的那个男孩？
屋里到处是从武汉来的高濂，虽然他根本不存在。在画里，在剪下来的报纸上、在笔记上、在药房的收据上，这是她研究了她的购物清单里的首字母后拼出的名字，高。
她把地毯翻了过来。这个草图由更多的碎纸组成，小小的笔记散落在她四周。飞扬的灰尘让她的鼻子痒痒的。从一个德国版的茨巴斯基研究德国用防腐剂保存尸体方法的文章里撕下来的书页，从网上打印下来的，详细地描述了怎么把列宁的尸体防腐保存，是由乌克兰哈尔科夫解剖学院的沃若比沃夫教授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