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抱着胳膊，盯着他看。她知道这样会让他紧张。她很喜欢看着他内心的不安逐渐增加，看着他紧张地拍打椅子的扶手，不停地变换坐姿，说不出一个字。
秋天，有焦黄的草地，叶子落下、腐烂。而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地上就覆盖了一层每天都有变化的白雪。
维多利亚知道这些就像一个安全泡沫，妈妈可以钻进去，以避免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而本特在家的时候，锅碗瓢盆总会发出额外的声音。
她走过去，取下那个面具戴在脸上。它看起来很像塞拉利昂的索乐思。有一股浓重的木头的芳香，差不多像香水。
“没什么。”她边回答边把面具挂回原处。她听到鞋架的咯吱声和木质衣架彼此碰撞的声音，然后是他在门廊里的脚步声。她坐在沙发上，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报纸。
“索乐思，”维多利亚说，“索乐思·马奴迪。现在我们是孪生姐妹了，你和我。”
洋葱的味道，食物残渣的味道，黑面包的味道，甜菜根的味道，酸奶的味道，混杂着记忆中汽油的味道。
其他时候，她读心理学的书，去长时间散步，去有沙滩的水边，或者沿着摩尔摩斯路，走到斯卡加德斯路上，222号公路，差不多一直走到韦姆德高速公路，然后她在环形路口折返。这段路上，她可以思考，寒冷的空气吹着脸颊，让她始终记得自己的局限。
她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死气沉沉的白天，时间如一条变化无常的河，流过她的身体。
她们彼此相似，她和索乐思。
“你在干什么？”他再次问道。
但是坐了一会儿，她便开始担心起来。她注意到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仿佛他的脸开始投降了。脸上没了血色，崩溃了。
维多利亚立刻脱下面具，跑回客厅。她知道他不允许她碰他的东西。
面具上的小眼太小了，她几乎看不到前面。她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感到被挡回来的气息像贴到脸上的一层潮湿的薄膜。她走到门廊里，在镜子前停下。面具让她的头显得小了一些。仿佛她是一个有着十岁面孔的十七岁女孩。
晚饭后，她听到妈妈在厨房里收拾。永远都在打扫、除尘、清理东西，全都是些徒劳无益的事。无论她怎么清洗，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们敲打任何会发声的东西，甚至是我们的旧自行车。
在韦姆德的别墅里，维多利亚·伯格曼站在那里，看着客厅墙壁上的恋物人物。
他走进客厅。“你在跟谁讲话吗？”他环视了一下房间，然后坐在了沙发旁边的扶手椅上。
我们骑着车环游世界，我们在街上、广场上玩耍。
有些天，她忘了醒来。有些天，她忘了睡觉。还有些天，就那样没了。
当她睁开眼睛时，自己正站在客厅里，身上裹着浴巾。她意识到它又发生了。她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记忆。她能感受到下体的摩擦痕迹，手臂的无力，并为过去的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里自己失去了意识感到庆幸。
窗户被木制框架分成了六块。六幅带框的画，自从回家以来，季节已然变化了。透过上面的两格，她能看到外面的树梢，透过中间的两格，她能看到邻居的房子、树干以及她旧秋千的吊绳。透过下面的两格，她能看到满地的白雪以及那个在风中前后晃动的红色的塑料秋千。
只有秋千始终如一，它在六格窗户后面悬着，就像被冰晶包围的横杆。
她走下楼梯，来到地下室，看到妈妈又没有清理台阶之间的空隙，那里还有圣诞树上的松针。
二月的严寒几乎要把窗户冻裂了，她能听到窗玻璃在抱怨零下十五度的冷冰冰的拥抱。
维多利亚觉得应该有人来拯救她。从一个未知的方向伸出一只手，抓住她，把她从这里拽走。或者她的双腿足够强壮，能把她带走。但是她已经忘记如何离家出走，忘记如何制定目标。
格里斯林奇就是个监狱。
她不是整个世界。
现在是二月份，房子外面还是一片冰天冻地，但是室内的温度已经爬升到了将近三十二度。这是因为桑拿加热器的效率非常高，他总是吹嘘自己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把它接入了电网。
她没有回答。
之后，他下来了。他看上去有些悲伤。妈妈在另一端洗刷，他拿掉浴巾。
她走到桑拿房，脱了衣服，等着他。
这时，前门开了。他下班回来了。
索乐思正挂在客厅的墙上，维多利亚独自回到房间里。她坐在床上，把浴巾扔到地板上，蜷缩在被子下面。床单很凉爽，她侧躺着，眼睛看着窗户。
她看到索乐思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你下去把桑拿打开，”他站起身坚定地说，“妈妈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很快就能吃饭。”
这面具代表着另一种生活，在异国他乡，一种维多利亚知道她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的生活。她被拴在他身上了。
“我们该拿你怎么办，维多利亚？”他沮丧地说，双手捂着脸，“如果心理治疗师不能尽快解决你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他叹了口气。
“你在干什么？”他话里带着怒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