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体温极低，非常危险，他们看到，在这个无比寒冷的夏末夜晚，他已经呕吐了好几次了。
开始，他们担心他的呼吸，以防有胃酸进入他的肺部。
她停止了给约翰灌输希望的努力。
他们说他们认为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解释说他的血液气体和肺部X光检查结果乍看上去都很乐观。
他们能够向她解释临界低温，以及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加上在大雨和强风中度过一夜对身体的影响。
她摸着约翰的手背，看着床边的显示器。
赫提格走进房间，打断了她的思绪。
他的体温在逐渐恢复正常。
“他还活着，他会完全康复的。没事，延斯。你可以回家了。”
“他怎么样了？”
刚过十点，珍妮特·科尔伯格爬进了救护车，它将把她的儿子送去卡罗林斯卡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她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它还是冰凉的，不过他看上去很放松，呼吸也很平缓。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医疗机器的嗡嗡声。
如果约翰听得到，那他已经听到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对她说的话了。她不能对他撒谎。她抓住他的手，放到他的脸颊上。这不是撒谎。
他们能够跟她解释心电图、氧气和点滴，解释他喉咙里有个探测仪，可以测量他的体温，以及心肺机正在让他的体温慢慢上升。
这是什么意思？
她看着他躺在那里。这是他第一次来医院，不，第二次。第一次是十三年前，他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完全镇定自若。她准备充分，以至于医生还没有作出决定，她就预料到自己需要做剖腹产。
他们认为？更像是他们不知道。
她一直是个理性的人，直到此刻。
他是在博物馆附近的旧风车边被人发现的，当时他几乎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她一分钟都没睡，身体已经麻木了，她甚至分辨不出胸腔里的心跳与额头上的跳动是否一致了。无法辨认的想法在她的头脑里回响，是失意、愤怒、恐惧、茫然、无奈。
房间里没有开灯，但是午后微弱的阳光透过百叶窗，黄色的光线在约翰光溜溜的身体上形成了一条条的图案。床那侧心肺机的脉冲光线在动，珍妮特·科尔伯格感觉自己在梦里一般。
他们能够解释酒精使血管扩张，使体温加速下降，以及由于血糖水平下降，存在脑部损伤的风险。
起初，医护人员认为孩子死了。
“听我说……”她小声说道，她知道人失去了意识照样能够听到别人说话，“他们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知道他的体内含有大量酒精。当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酒精含量接近千分之三。
他们认为，但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次她并没有准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