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亟需接受治疗。
“我几点出发？”
她的丈夫已经被认定为精神清醒，而被判入狱。索菲娅相信，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加剧了这个女人的病情。
五点钟，她正往外走，安—布里特在前台拦住了她。
即使不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泰拉·梅克勒。
索菲娅叹了口气，走回办公室，找出了她七年前写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
“你下周六要去哥德堡，你没忘吧？我买好了火车票，给你在斯堪迪克酒店订了房间。”安—布里特把一个文件夹放到柜台上。
两点钟，索菲娅·柴德兰回到了位于市区的办公室。她还有两个病人要见，之后才能下班，她感觉从胡丁厄医院回来后，自己很难保持专注。
“五点十二？”
索菲娅在办公桌前坐下，开始起草建议书——判泰拉·梅克勒接受“安全的精神护理”。顾问团成员会议上，精神科首席专家的立场已经有些松动，索菲娅希望他们能很快作出最终决定。
“很早。车票上有发车时间。”
判决已经由最高委员会通过，剩下的只是宣判了。
当重新在办公桌前坐下，翻开那份文件时，她不由得想到，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了重拾那时的记忆。她依然会梦到塞拉利昂洛科港的童兵。两个站在货车边的小男孩，一个失去了双臂，一个失去了双腿。呼吁大家帮助这些孩子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科医生，而杀害这名医生的，恰恰是这两个孩子。受害者变成了行凶者。她的耳畔又响起了歌声：“玛姆巴曼亚尼……玛玛尼曼依米。”已经过去七年了，她想。
泰拉·梅克勒需要接受治疗。她犯下的罪行已经无法弥补，但监禁对谁都没有好处。尽管本案中犯罪手段残忍，但决不能因此混淆了判断。
“当然没忘。”索菲娅说道。
索菲娅的结论是，在发生虐待的几年间，泰拉·梅克勒十有八九有重复性的精神病发作。她在去年的两次精神科就诊经历也佐证了她的观点。这两次，她都被发现在街头游荡，住院治疗数天后，才得以离开。
那天下午，索菲娅完成了关于泰拉·梅克勒的建议书，还见了三点钟和四点钟的两位病人：一位是疲倦不堪的商人；另一位是个青春不再的女演员，她因为得不到任何角色而患上了深度抑郁。
索菲娅发现，还有其他因素可以减轻泰拉·梅克勒在本案中的罪责。她的智商很低，几乎不可能犯下谋杀罪，而这一点，却或多或少被法庭忽视了。在索菲娅看来，泰拉·梅克勒是一个经常被酒精麻醉、把自己的丈夫理想化了的女人。她的顺从，意味着她可能被定为虐待案的共犯，同时，由于自身的精神状态，她又没有介入的能力。
真的有那么久了吗？
索菲娅总结了这个女人的背景和性格。泰拉·梅克勒曾两次试图自杀：第一次是她十四岁时，故意服用大剂量药物，并于二十岁时，因长期抑郁开始接受伤残补助；在和哈里·梅克勒共同生活了十五年后，她再次试图自杀，之后又杀害了他们的养子。
她要去见一位出版商，后者想出版前童兵伊斯梅尔·比亚的作品《长路漫漫》的瑞典语版本。出版商希望索菲娅能依据自己与精神受创伤的孩子的接触经历，帮助他们把关稿件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