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小心地画了眉毛。口红更加难办。鲜红色口红涂得太高了，她用浴巾把它擦掉，重新涂。涂好之后，她用嘴唇用力含住一张卫生纸。她仔细地抚平裙子，摸了摸臀部。这是她的夜晚。
她很高兴，想到索菲娅要来，她内心非常期待。
“乌尔瑞卡·温丁呢？”
“为什么？”
索菲娅吃了一惊。“本特·伯格曼？”
“很简单。他们不够聪明，做不了大型外贸企业的商务律师，也不能自己开公司，挣更多的钱。范奎斯特可能梦想成为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但是他太愚蠢了。”
珍妮特花了二十分钟，跟索菲娅讲述了最近的两个案子。索菲娅认真地听着，时不时饶有兴趣地点点头。
索菲娅有些震惊，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你当真？”
珍妮特明白了。恐慌发作，一个充满了荷尔蒙的少年。很明显，一切事物都有其化学解释。
“你刚刚提到了他，维戈·杜勒。”
“我觉得维戈·杜勒试图贿赂她。”过了一会儿，她说道。
索菲娅迟疑地笑了笑：“对不起，我不明白。”
第二天黄昏，珍妮特在门口遇到了约翰。他又要去朋友家过夜，玩游戏、看电影。她告诉他不要玩得太晚。
“他已经在公诉机关工作二十多年了，乌尔瑞卡·温丁的案子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初期调查阶段就被放弃的案子。他为我们工作，并不代表他是当年最聪明的法学毕业生。”
“你是说这一种精神创伤？但是这怎么解释他缺失了的记忆？”
“那看起来是象征性的，近乎仪式性的。凶手仿佛在试图传达某种信息。”
“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
“是的，还有一个人的名字经常冒出来，本特·伯格曼。”
“你提到了谁？”
冲了澡之后，她裹着一条大浴巾，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打开浴室里的壁橱，拿出化妆品袋子，上面已经落了薄薄一层灰。
“检察官肯尼斯·范奎斯特给我打电话，向我暗示卡尔·伦德斯特劳姆在撒谎，说他在药物的影响下编造一气，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意图。”
“范奎斯特到底是谁？”索菲娅边说边举着空杯子，让珍妮特给她倒满。
“什么意思？”
“怎么奇怪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提到了一个琳内娅说性侵了她的人，我感觉他知道那个名字。他听到之后变得非常安静。”
珍妮特长舒了一口气，终于一个人了。
“如果你想对范奎斯特施加压力，我可以为你提供证据，”索菲娅用手指尖敲着杯子说，“琳内娅给我看了一封信，卡尔·伦德斯特劳姆在信里暗示，杜勒性侵了她。安妮特·伦德斯特劳姆也让我照了几张琳内娅小时候画的画的照片，画中描述了性侵事件。这些我都带着呢，你想看看吗？”
她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威士忌。她让这黄色的液体流过舌面，烧灼她的咽喉，感受着胸口的暖意。
“她来见我的时候，有一台新电脑，还有很多钱。她还把几张五百克朗面值的钞票掉到了地上。她看到了我打印出来、忘在桌子上的维戈·杜勒的照片。看了照片以后，她退缩了一下，当我问她认不认识他时，她否认了，不过我非常确定她在撒谎。”
珍妮特立刻知道肯尼斯·范奎斯特的声音变得奇怪的原因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因为杜勒看起来是个下流的混蛋而幸灾乐祸，还是应该因为他很明显性侵了一个小女孩而感到伤心。“我敢赌上我的右手，范奎斯特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点掩盖起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消息传出去，说他跟恋童癖者和强奸犯有关联，他将损失惨重。”
索菲娅面露愠色。“为什么没做？”
“因为乌尔瑞卡等了两个多星期才报案。”
“马丁？我叫他马丁？”索菲娅开始被逗乐了，但是她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恐慌发作，”她说，“约翰也恐慌发作了，他是看到你用瓶子砸破别人的脑袋，吓坏了。”
“曾是？”
珍妮特点点头，索菲娅拿出手提包，把琳内娅的画以及卡尔·伦德斯特劳姆写的信的复印件给她看。
索菲娅看起来很震惊，珍妮特觉得她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最后，她终于说，“那天，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珍妮特看得出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索菲娅说。
“麻醉剂？跟那些孩子一样吗？”
“对，大约二十年前她消失了，1988年之后再无音讯。但是我曾跟她通过电话，她并没有掩饰和她父亲的关系。我觉得他性侵了她，她这才消失。本特·伯格曼和比吉塔·伯格曼也不在了。他们死于最近发生的一场大火。噗，然后他们也消失了。”
“死了？”
索菲娅看起来若有所思的样子，珍妮特等着，她意识到她在权衡着什么。
“这不难理解，他想保全自己。在审问之前，他应该确保伦德斯特劳姆没有服用任何药物。如果没做到，那他就死定了。”
“是的，就在几周前。他乘坐的船发生了火灾。”
珍妮特靠着椅背，喝了一大口酒。“还有一个伯格曼。她叫维多利亚，曾是本特·伯格曼的女儿。”
“那么，这些新的案件呢？”索菲娅露出好奇的神情，“简单跟我说说你们的调查进展如何。你们都有什么发现？”
她们面对面坐在餐桌两侧，珍妮特刚打开了一瓶酒。她的舌头上还留有威士忌的甜味。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麻醉剂，没有进行药检。”
“还没有确定，”珍妮特说道，“不过我们摸到了一个名叫‘流亡的锡格蒂纳’的基金会。伦德斯特劳姆和西尔弗贝里都参与了，还有律师维戈·杜勒也牵涉其中。不过，他也死了，所以我们可以把他排除在外。”
珍妮特伸手去拿酒瓶。
“弗雷德丽卡·格鲁内瓦尔德，最让我感到意外的，”珍妮特说完以后，索菲娅说道，“是涉及了排泄物。狗屎，总的来说。”
他推着自行车，沿着碎石路走去。等他拐了弯，看不到了，她走进房子，通过窗户看到他跳上自行车，沿着大路骑走了。
“你们确定嫌疑人了吗？”索菲娅问道。
“是的，当然你认识她，七年前在一个宾馆房间里被一群男人强奸了，包括卡尔·伦德斯特劳姆。他们给她注射了麻醉剂。案子被肯尼斯·范奎斯特定为不予立案，而且案件信息也被抹掉了。”
卡尔·伦德斯特劳姆也收到了黄色的花，但这可能只是个巧合。
珍妮特想着她的最高上司，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局长，瑞典最高调的警察之一。他从不参与关于犯罪行为的严肃辩论，却乐于登上花边杂志以及身着华服现身盛大的影片首映式。
“而且……”
珍妮特想起了在帐篷里，在尸体旁边找到的那束花。
“不存在，”珍妮特说，“伯格曼和伦德斯特劳姆两家的共同点就是不存在。他们的历史信息被抹掉了，我觉得是杜勒和范奎斯特干的。”
“谢谢，”她说，“这些肯定会派上用场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些间接证据，而非确凿的证据。”
“他被举报性侵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来自厄立特里亚。两个没有证件、在官方并不存在的孩子。同样没有立案。肯尼斯·范奎斯特签字确认的。伯格曼的律师是维戈·杜勒。你看到其中的联系了吗？”
她们一言不发地坐了片刻，然后索菲娅继续说，“除了范奎斯特和杜勒……还有其他人吗？”
“精神创伤会让人记忆差错，这些差错通常包括创伤出现之前的记忆。”
珍妮特笑了，当看到索菲娅脸上疑惑的表情时她解释道：“谁都知道，成功毕业的学生中，最无能的人才会在警界、执法部门或社会保险部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