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可什么也没说。”她喃喃地说。
她问了他一句什么，他边回答，边挽着她的胳膊，跟她一起走过昏暗的过道，犹如一个害怕独自待在人群中的小男孩。
“过道真宽，”他想，“可以过辆坦克。”
突然他说：
“你放心，这是我的事。”
他问：“你怎么啦？”
但事实并非如此，决定人的一生的重要事情，在他们相会时已经明朗了。他确实爱她。
她变得严肃起来。她给他倒了杯开水后问：
显然，她是想打碎和毁掉已经出现并无法毁掉的新东西。他变成了另一个他，不再是从前的他，而是一个对许多人和阴森可怖的战争机器握有权力的人，可他那副模样还是个愁眉苦脸且不幸的男孩子。由于这种不相称，她显得局促不安。她想对他表示宽容，甚至怜惜，不去想他如今的权势。她的幸福就是自由。可自由已经离她而去，但她还是幸福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
“你回去试试，他会把你轰走的。”
她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她想到昨天、今天和明天，她发呆，喜悦，惭愧，不安，愁苦，害怕。母亲、姐姐、外甥、薇拉等几十个人都同她生活中发生的变化紧紧相连。诺维科夫若是能同利莫诺夫聊聊，听他谈谈诗歌和绘画该多好。尽管他并不熟悉夏加尔和马蒂斯，但他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的……他是个强者，强者，强者。她听命于他。战争将结束。难道，难道她永远也见不到克雷莫夫了吗？天哪，天哪，她是怎么搞的？现在不该想这些。谁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一切将如何收场。
桌上堆满卷成卷的绘图纸，一块面包、半头蔫了的葱头和一瓶素油放在桌子的角上。
突然又说：“倘若克雷莫夫出了什么事，把他弄残废或是让他蹲了监牢，我就回到他身边去。记住我说过的话。”
她不知为什么想让诺维科夫知道，克雷莫夫很聪明，很有才华，她眷恋着他。是呀，那有什么可介意的，她爱他。她不想让诺维科夫因为她仍爱着克雷莫夫而吃醋，可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了引起他的醋意，她什么都做了。但她把克雷莫夫对她一个人说过的话，全告诉了诺维科夫，就告诉了他一个人。当时克雷莫夫曾告诉她托洛茨基说的话：“如果当年了解这一事件真相的还有别人，克雷莫夫1937年就未必能幸免于难。”对诺维科夫的感情要求她高度信任他，于是她把一个受过她委屈的人的命运托付给了他。
他向她问好，她含含糊糊回了他一句什么。
这番话是真的，他没有开玩笑。
“她快回来了吗？”他问。
“叶尼娅……”他说。
真奇怪，她仿佛重新体验到了自己同克雷莫夫决裂时的心情。她在内心深处始终觉得，一切还将可以纠正，过去的还可以挽回。这使她平静下来。而此刻，当感觉到这股把她卷走的力量时，她又产生了一种令人痛苦的担忧。难道就永远这样了吗，难道这已经无法弥补了吗？可怜的克雷莫夫，为什么他要经受那么多的苦难？
不由心想：“克雷莫夫！”
她的目光通常是嘲讽而专注的，而如今却显得异常古怪。她说：
“首长吃不惯吧。”她又说。而他却在想：“幸亏没听格特马诺夫的话，没带吃的东西来。”他说：
“您饿了吧，您是路过？”
原来，为了体味他从未领略过的幸福感，既不需要目光，也不需要思想和语言。
难道永远就这样了，一辈子都这样了？
“嘿，谢天谢地。”诺维科夫说。
“要是你愿意，我战后就复员，到东西伯利亚的某个建筑工地去当个工长。我们就住在带家眷的板棚里。”
“到时候啦，该回你那个牢骚满腹的义勇兵团啦。我嘛，也该被抛进汹涌的波涛里去啦。”
她笑了起来，端详着他的脸庞。
当她留意到他打算上路，便说：
夜晚，他们喝开水，吃面包，叶尼娅说：
诺维科夫尝了尝波斯丁香，心想：“真可怕！”
“一定得住。”
“真像波斯丁香。”叶尼娅说。
“你是外人，完全是个外人。说实在的，你是谁？”
“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诺维科娃。”他说。
墙边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有条铺叠整齐的灰被和一只揉皱了的扁平枕头，另一张床的钩花白床罩上放着一对拍蓬松的小枕头。白色小床上方挂着些明信片，明信片里画着几个穿晚礼服过新年和复活节的美人，还有几只刚出壳的雏鸡。
“你疯啦？这是为什么？”
这是幢两层楼的老式建筑，房子结实，墙壁很厚，气候不受季节变化，夏天保留着凉爽的潮气，秋季寒冷时又不舍弃又闷又浊的暖气。
而他既不考虑未来，也不考虑过去。他是幸福的。他甚至不为想到再过几分钟就该分别而慌神。他与她并肩而坐，望着她——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诺维科娃，他是幸福的。他并不需要她多么聪明、漂亮、年轻。他实实在在爱着她。起初，他没有敢想让她做自己的妻子，后来却一直向往这件事。即使今天，他依旧如往常那样温顺羞怯地捕捉她的笑容，留意她那嘲弄人的话语。但他发现，出现了新情况。
诺维科夫起身告别时，他明白，其实她并不那么坚强，女人终归是女人，即使上帝赋予她爱嘲弄人的聪明才智。
克雷莫夫头发蓬乱的脑袋在她眼前闪现。天哪，难道她同他永远分手了吗？正是在这幸福的时刻她却感到，同他的永久离别是件无法忍受的事情。
她的絮语压倒了炮火的隆隆声和坦克的轧轧声……
“不，战争把她给毁了，她已经被驱逐出境。”
他走到她跟前，闭上眼睛，既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又触到了她的温馨，此刻真想立即死去。
“这间屋子，”叶尼娅说，“是个德国女人的，是她收留了我。这就是她那张白色软床。我在生活中还没见到过比她更不得罪人、更软弱的人……奇怪的是，即使是在同德国人打仗期间，我仍深信她是这个城市里最善良的人。奇怪吗，啊？”
他们走进房间，屋里只有一扇窗，朝着邻家那堵无缝的墙。
“什么为什么？”他惊慌不安地问。
“我现在才明白，我对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你是个外人，我这不是开玩笑。房子、花园……为什么总是这些？你当真？”
“首长吃不惯黑面包了吧。”
“怎么，这种事情还少吗？他是共产国际的老成员，是托洛茨基的熟人，托洛茨基读过他的一篇文章后说：‘文章写得像大理石那样富有光彩！’”
她从窗台外取来盛有荞麦米饭的小锅，结上一层冰的大粒荞麦变成了蓝紫色，荞麦上冒出一股寒气。
她想告诉他，自己对被她抛弃的克雷莫夫的同情，他没有谁可以写信，没有谁可以去看望，剩下的只是忧愁，毫无希望的忧愁和孤独。
他对她说，战后她将是一幢大房子的女主人，房子很漂亮，带一座花园。
“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布列斯特郊外的一个航空团里服役。飞行员们都朝机场猛跑，我听到一个波兰妇女大叫：‘谁？’一个波兰小男孩回答说：‘是俄国兵。’当时我强烈感到：我是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你知道吗，我这辈子都明白，我不是土耳其人，这里有颗心在怦怦直跳，它告诉我：我是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说实话，我们在战前养成的是另一种精神……今天，正是现在，是我最美好的一天，我望着你，如同那时一样，感受到的是俄罗斯的痛苦，俄罗斯的幸福……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
“还要面包吗？”
“他怎么会去坐牢呢？”他阴郁地问。
“这我不知道。可你是诺维科娃，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夫娜。”
她还想讲讲利莫诺夫和沙尔戈罗茨基，谈谈同这两个人有关的有趣但不易理解的新鲜事。她想告诉他，小时候亨里霍夫娜记下许多沙波什尼科夫家小姐妹们说过的可笑的话，记录这些话的笔记本就放在桌上，可以看。她想告诉他登记户口的那段经历，讲讲民警局公民证登记科的那个科长。可是她还不信赖他，不好意思同他讲这些。他需要她讲这些吗？
他按了下门铃，一股热气从敞开的门里朝他迎面扑来，在堆满压瘪的纸筐和许多箱子的过道上，他见到了叶尼娅。他见到了她，既没有见到她头上扎着的白头巾，也没有见到她身上穿着的黑色连衣裙；既没有见到她的眼睛和脸庞，也没有见到她的手臂和肩膀……他仿佛不是用眼睛，而是用盲人的心灵见到了她。而她却叫了一声，身子往后退一下，那动作同突然受到惊吓的人一模一样。
“怎么啦，难道还不明白？”他重新不再去听自己和她所说的话语。他的心灵中再次出现幸福感和同这种幸福感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感觉——哪怕现在就去死。她搂住他的脖子，她的一头秀发犹如一股温暖的水流，触拂着他的前额和面颊，就在这乌黑披发的昏暗中，他瞧见了她那双明眸。
“一定得住带家眷的板棚吗？”
蓦地，她觉得，眼看她就要把今日的这一天，把今天吻她的这个人说的话同逝去的岁月连在一起，她将会突然明白自己生命的神秘历程，将会看清无法看清的内心深处，正是这内心深处决定着她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