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却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所震惊。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赤裸着身子，一个大鼻子男孩瘦骨嶙峋的裸体让一个老妪见了直摇头说：“哎哟，可怜的小东西。”而十四岁姑娘的裸体甚至在这种时候还被几百双眼睛死死盯着，观赏着，老妪和老头那丑陋虚弱的裸体，引起人们虔诚的敬意；毛发浓密的男子汉那背部隆起的肌肉，女子那纤细的大腿和高耸的乳房——所有这一切，都显露出隐藏在破衣烂衫底下的人民的躯体。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觉得，她感觉到的“这就是我”不仅同她有关，而且同全体人民有关。这是人民赤裸的躯体，他既年轻又衰老，既朝气蓬勃富有生命活力又憔悴枯萎，既美丽动人又丑陋畸形，既身强力壮又羸弱不堪，他的头发既乌黑浓密又花白稀疏。她望着自己那丰腴白皙的肩头，谁也未曾亲吻过，除了妈妈在她小时候亲过。接着她带着无限柔情把目光移向小男孩，难道几分钟前她竟把他给忘了，以喝醉酒似的疯狂扑向党卫军卫兵？“一个年轻的犹太傻瓜和他年老的俄国学生曾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她想，“他们的时代还没有法西斯主义。”在她处女身上出现的母爱已经不使她感到羞怯。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俯下身去，把达维德的小脸蛋捧在自己常年劳动的大手掌里。她仿佛感到捧在她手心里的是男孩那双温暖的眼睛，她吻了吻他。
“脉搏正常，很正常，没有早搏，别担心。”
“真可惜，没有扑克牌，不然可以玩‘傻瓜’了。”
但这时，监察队长嘴里叼着烟卷，拿起了电话筒。仓库管理员把一个个像果酱罐头似的贴有红色标签的毒气罐装上摩托运货车。将在办公室的特别支队值班员回头朝墙上瞥了一眼，红色信号灯马上就将闪耀起来。
她觉得，她的手指该掐住这根从敞着的大门里伸出来的脖子。但笑眯眯的人瞬间挥起棍子。透过钟声和玻璃的碎裂声她听到：“别碰我，癞皮狗！”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知道，死刑犯的俏皮话，并不能表明他的精神力量，当他们嘲笑恐惧时，只表明对胆怯弱小的人来说，恐惧并不那么可怕。
室内的大门突然渐渐打开。人流缓缓往里滑行。一对共同生活了五十年、脱衣时被隔墙隔开的老夫妇，现在重新并排走在一起。钳工的妻子抱着睡醒的婴儿，母子俩朝人们的头顶上方望去，看到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内科医生格尔曼的脸庞闪现了一下，边上是善良的穆夏·鲍里索夫娜的眼睛和列韦卡·布赫曼那充满恐惧的目光。哦，那是柳霞·什捷连塔利，那双年轻的眼睛，鼻孔那轻微的喘息，那脖颈，那半张着的小嘴，依然是那么美丽，丝毫没有消退，丝毫没有减色。在一旁走着的还有拉皮杜斯老头，皱皱巴巴的嘴唇泛着青紫色。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又把男孩的肩膀紧偎在自己身上，她的心中还从未有过如此柔情。
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突然在几百人的嘈杂声中听出了儿子的声音，温存地对他微微一笑，猜出他习惯提的问题，回答说：
潮湿暖和的脱衣间里宁静而昏暗，只有几扇长方形小窗户透出些许光亮。
一些穿工作服的人在队伍里表情严肃地来回走动，维持秩序，合情合理地提醒大家必须把短袜、长袜、包脚布塞在靴子里，一定得记住自己队伍的排号和座位号码。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沙波什尼科娃的眼睛仿佛在钢筋混凝土的脱衣间那半昏暗中闪烁了一下。她还活着吗？她们互相告别，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走了，瞧她已经走到了尽头，阿尼娅·斯特拉姆也走到了尽头。
蓦地，脱衣间的各个角落都响起“起立”的口令声。
穿工作服的女人不慌不忙挪开列韦卡护住头的一条胳膊，一把抓住后脑勺上的头发，剪刀碰到藏在头发里的戒指。那女人不停止工作，一边用手指麻利地抚摸着与头发纠结在一起的戒指，一边俯身到列韦卡的耳边说：“全会还给您的。”又更小声地说：“德国人在这里，应该Ganz ruhig（保持安静）。”列韦卡没记住这女人的脸，她没有眼睛、嘴唇，只有一只青筋突起的蜡黄的手。
钳工的妻子想让丈夫看看光屁股的小儿子，但丈夫在隔墙后面，她把用襁褓挡住一半身子的婴儿递给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自豪地说：
隔墙后面一个长满黑胡子、穿条破睡裤的男人，眼睛和金牙闪着光亮，大声叫道：
一个光着身子的年轻女人拉着个厚嘴唇、穿白裤衩的小姑娘，大声叫道：
“他们要杀死我们，杀死我们，杀死我们！”
列韦卡·布赫曼，这个面容痛苦消瘦的漂亮女人，把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转过去，披散自己两根粗辫子，把几枚戒指和一副耳环藏到头发里。
他的目光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脸上掠过。瞧，就是他！他们终于相遇了！
“这是格尔曼，著名的内科医生。”
战前，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有次对叶尼娅说：“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被另一个人打死，那么看他们如何渐渐缩短距离一定很有意思。起初他们或许遥远得可怕。我是在帕米尔采集杜鹃，用康太司相机咔嚓咔嚓照个不停。而他，我的死神却离我有十万八千里，放学后他正在小河里逮梅花鲈。我打算去听音乐会，这天他却在车站买火车票，要上岳母家。不过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总是会相遇的。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如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记起了这场奇特的谈话。她抬头望一眼天花板，透过头顶这层混凝土，已经听不到暴雨声，看不见大熊星座的倒勺……她赤足朝走廊的涡形装饰走去。走廊悄无声息、温情脉脉地朝她迎面飘来。这一运动没有暴力，自然而然，犹如某种昏昏欲睡的下滑。四周的一切，内部的一切犹如抹上了一层甘油，就这样懒洋洋地往下自由滑行。
她勉强站稳脚跟，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同达维德一起迈过这道铁门坎。
“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你感觉怎么样啊？”
穆夏·鲍里索夫娜用手遮住宽大的衬衣领口里露出来的一对乳房，对他的俏皮话报以一笑。
“刚给他脱光衣服，他就不哭了。”
毒气室门口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段自来水管，身上披件短袖褐色拉链衫。看到他那隐隐约约、孩子般欣喜若狂的狞笑，列韦卡·布赫曼吓得尖叫起来。
在一起走着的列韦卡哭泣起来，她的叫喊声可怖得让人受不了，那是将要化为灰烬的人的叫声。
隔墙的另一头出现了一个白头发男子，眼镜歪斜地架在歪斜的鼻子上，样子活像个病恹恹的恶魔。他打量一番长凳，像人们惯常同聋子说话那样扯着大嗓门，一字一顿地问：
“安静，安静些，让这个疯子别吵吵。”穿工作服的女人们说。她们四下打量，没见到卫兵。耳目在半明半暗和寂静中休息。脱去因污泥和汗水变僵硬的衣服、破烂不堪的袜子和包脚布，人人感到轻松自如和好几个月来未曾体验过的快乐。铰头发的女人们一离开，人们更觉呼吸自由多了。有些人打起瞌睡，另一些人细细检查衣服缝线、逮虱子，还有些人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说：
“是的，是的，孩子。”她说，“瞧，我们终于来到了澡堂。”
正当列韦卡·布赫曼慢慢缓过气来，像动物那样好不容易躲进这个安全的密林，却看到一个穿工作服的女人正用剪子铰穆夏·鲍里索夫娜头上的发辫。边上一个女人已经铰下一个女孩的头发，乌黑柔滑的发丝静悄悄地散落在水泥地上。头发堆在地上，犹如妇女们在乌黑明亮的水中濯足。
一股盲目而强烈的生命力支配着她。尽管她是不幸的，是孤立无援的，法西斯主义还是把她逼到了极点，在保存自己生命的努力中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她。此刻，她藏起戒指，不再回想她曾用自己的这双手扼住自己婴儿的喉咙，因为她害怕婴儿的哭声会暴露她在阁楼间的藏身处。
站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旁边的一个人说：
毛糙厚板做成的长凳漆着红色号码，在半昏暗中若隐若现。脱衣间中央有道矮隔墙一直从入口处顶到里墙，把大厅分为两半，一半为男子脱衣处，另一半为妇女和孩子们脱衣处。这样的分隔没引起人们的惊慌，因为他们依旧互相看得见，照样彼此打招呼：“玛尼娅，玛尼娅，你在这里吗？”“是的，是的，我看得见你。”有谁在叫：“马蒂尔达，拿块丝瓜筋来，替我擦擦背！”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无忧无虑。
当一个人脱得精光的时候，他才接近自己。天哪，胸毛又硬又密，那么斑白。脚指甲那么难看。光着身子的人望着自己，除了想到“这就是我”。没有别的结论。他认出了自己，确定自己就是“我”。因为“我”永远只有一个。小男孩把瘦得皮包骨的臂膀交叉在肋骨突出的胸前，注视着自己蛤蟆似的身子，心想“这就是我”。再过五十年，他要是再端详自己腿上青筋突起的血管和肌肉松弛肥胖的胸脯时，同样会认出自己：“这就是我。”
每一排长凳尽头站满了穿黑制服的德国人。人们被赶进宽阔的走廊，嵌在天花板里、罩上椭圆形厚玻璃的小灯发出暗淡的光亮。平缓匀整弯成弧形的混凝土通道不动声色地把人群往里吸，那力量在这里显得十分明显。万籁俱寂，只听得见人们光脚板沙沙的移动声。
“玛涅奇卡，这里有浴衣卖，买吗？”
人们的声音不大，压得低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