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一个新世纪来临之际，回首二十世纪，人们不禁赞叹：那是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但是，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亦是灾魔肆虐、战火频仍的世纪。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在苏联，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政治，然而有时却是必须退避三舍的。否则，突然不知哪句话讲错了，或者什么地方有违政策，立刻就会被一群批评家甚或意识形态的主管按倒在地，打得皮开肉绽。显然，战争题材的作品在官方眼里，不单是文艺作品，更是弘扬军事爱国主义、以英雄人物教育下一代、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武器。因此，表面上看，战争文学像是一艘豪华巨轮，可掌舵的并非文人。战争文学不能自由自在游弋在辽阔的文学海洋，而是被迫驶入一条狭窄的航道。它亦像一棵碧绿葱茏的参天大树，不过常常会有园丁来给它修枝，东修西剪，修剪得那些不安分者没了脾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行荆棘。但亦有“修”成正果者，他们不追慕虚名浮利，对时髦不趋之若鹜，不看别人的脸色，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以自己的文化意识和独立人格写作，用思辨剖析战争，以理性面对政治，将文学看作人学，终于成就超凡脱俗的战争名篇，觅得生命、人道、人性的真谛。格罗斯曼的巨著《生存与命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战后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场长达1481天、牺牲2700万人的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痛，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业绩，同仇敌忾战胜法西斯的胜利喜悦，苏联每个家庭都曾经历过，都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原野犹应厌膏血，风云长遣动心魂”。一部优秀之作足以打开他们的心扉，引起强烈的共鸣。
不过，苏联作家中，除了庸才和天才，还有一种不安分者，他们除了追求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寻求新的艺术视角，探索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外，还想去挖掘人在战争中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力量，去探索战争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和人道主义力量。说白了，就是去做本该由文艺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战争史家来做的事情：探索人面对屠杀和死亡时的复杂心理，探讨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的社会历史原因，追究谁该承担战争失利的责任，以及非英雄化、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等严肃而敏感的政治问题。
一如十九世纪拿破仑的一场侵俄战争，使托尔斯泰日后创作出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二十世纪的一场卫国战争，亦使托尔斯泰的后人们在反法西斯战争这片混合着爱与恨、血与泪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战争题材作品，引起千万读者心灵上的强烈震颤和共鸣，亦造就了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
半个多世纪前一场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战争，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令全世界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但经受巨大创伤和苦难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抗击，经历上千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史学家们为我们记录了这一功彪青史、名垂千古的不朽业绩，文学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动人故事。
对作家们来说，四年的战争，残酷血腥而富悲壮正义，征战乱离更添酣歌芳菲，这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战争使人置身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去经受生与死、灵与肉的严酷考验。战争中有统帅、英雄、勇士，亦会有暴君、庸官、懦夫、逃兵和叛徒。战争中既有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也有最广阔的舞台，最雄壮的场面和最富智慧的军事谋略、外交斗争、谍海风云。因此，作家若能恰当把握战争中的各种细节、事件和人物，若能将战争与和平、人性与兽性、宽容与暴戾、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等诸如此类的永恒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便可以落笔惊风雷，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