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所有感触里最奇特的感触！它无法表达，无法同最亲近的人，同妻子、母亲、兄弟、儿子、朋友、父亲共享。它是心灵的秘密，即使她想强烈表露，心灵也不会泄露秘密。人将带走自己一生的感触，不让它与任何人分享。一个特殊的独身的人，一个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凝聚着所有好的、坏的、可笑的、可爱的、羞惭的、可怜的、腼腆的、温柔的、胆怯的、惊奇的感情的人，他的最神奇之处便是从小到老，他把这一切融在自己独身生活那默默的、秘密的、孤独的情感中。
小男孩达维德唤起了她身上特殊的柔情，尽管她一直喜爱孩子，但还从未体验过对孩子的这般温情。在车厢里，她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每当小男孩在黑暗中朝她转过脸来，她直想哭，想把他搂在怀里不停地亲他，犹如母亲亲吻自己的孩子那样。她耳语般、仿佛不想让他听到似的重复道：
边上走着钳工的妻子，怀里那可怜的大脑袋男婴正用若有所思的善意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个钳工的妻子夜间在车厢里为自己的婴儿偷了一个女人的一把糖。被偷的女人身体也虚弱不堪，只有一个叫拉皮杜斯的老头为她抱不平。没人愿意坐在这个老头边上，因为他老是往自己身子底下撒尿。
他患喉炎时从水里耸起的那道黑乎乎的墙，如今挂在他的头顶，遮住了整个天空。
“我的圣母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思忖着。
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企图朝卫兵扑去的一瞬间，她把小男孩忘了。现在她重新拉住他的手。达维德发现在一刹那间感到自由的人的眼睛能变得那么明亮、凶猛和美丽。
他嗝着，喘息着。如果有可能，他真想把自己掐死。音乐声停了。他的一双小腿和几十双别的孩子的小腿急匆匆跑着。他没有思想，既不能叫，也不能哭。沁满汗的手指紧攥着口袋里的火柴盒，但他已经把蛹给忘了。一双小腿只是跑着，跑着，急急忙忙跑着。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听到了音乐声。孩提时她头一回听到这音乐，后来当大学生时，当青年医生时，她又听到过它。这音乐生机勃勃，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每每令她激动不已。
但音乐欺骗了她。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已经没有未来，有的只是度过的岁月。
她不愿向自己承认，当德国人叫唤外科医生的时候，为何她不应声，依然留在队伍里，为何当时内心有一股强烈的冲动。
一切，令他内心恐惧的一切，都融为一体。这里，有对图画里那头躲在云杉树中、没被山羊发现的狼的影子的恐惧。有对市场上被宰的小牛犊长着双蓝眼睛的恐惧。有对僵死的姥姥和列韦卡·巴赫曼亲手掐死自己女儿的恐惧。有夜间第一次使他绝望地大叫和呼唤母亲的下意识的恐惧。死神站在无垠的天空中望着小达维德迈着小腿向它走来，四周只有音乐声，它抓不住摸不着，也无法用它来把脑袋撞碎。
死神！它交游广泛，随随便便进到人们家里，进到商店，来到工厂，在市场上遇上主妇，便把她连同菜篮子一起带走。它干涉孩子们的游戏，往小作坊探头探脑，那里有个女裁缝一面哼着小曲，一面急急忙忙为委员统辖区头儿的妻子缝制大衣。它站在买面包的长龙里面，它与织补长袜的老妪紧挨着坐下。
她很少同小男孩说话，奇怪的羞怯感使她隐藏起她身上产生的慈母般的情感。但她发现，如果她走到车厢的另一头去，小男孩就一直惶然地注视着她，直到她回到他身边，他才安静下来。
“这么说，你说完啦，可怜虫！”
如果攫住他的恐惧再持续几分钟，他将会因心脏破裂而倒下。
这时，头几排人已经进入澡堂入口处前铺着沥青的小平台。朝大敞四开的大门走进去的人们，踩响了一种新的脚步声。
战前两年的一天，她看到太阳从天山松林后面升起，照亮山顶的皑皑积雪，而湖泊还处在黎明前的朦胧中，如雕琢般泛着凝重的蓝色。那时她想，世上没有一个人会不羡慕她，她那颗五十岁的心被撩拨得春意荡漾，使她觉得，倘若在随便一个低矮、贫困、黑暗的小屋里有双婴儿的小手把她搂住，她将献出一切。
死神做着自己的事情，人们也做着自己的事情。有时它让人抽完这支烟，吃完这顿饭，有时它像老朋友那样粗鲁又愚蠢地哈哈大笑，拍拍人的背，追赶上他。
“德国人够阔的。”一个走在前面的人说，好像警卫能听到他说的话，而且会对他的阿谀给予赞赏似的。
道路从集中营的铁丝网处分开，拐向一幢幢低矮结实、带坚固屋顶的建筑物。远远望去，这些灰墙和没有窗户的长方形楼房使达维德记起图画脱落的巨大拼图方块。
乐队扯着干巴巴的大嗓门，嗥叫着。
纵队从铁丝网、壕沟和架着旋转式机枪的混凝土塔楼旁走过，失却自由的人们仿佛觉得，铁丝网和机枪不是用来防止集中营里的犯人逃跑的，而是不让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躲进苦役营。
一个翻起领子的人不知为何特别古怪地耸起肩，朝左右打量了几下，变得又高又大。他突然轻轻一跳，犹如展开双翅，朝党卫军警卫脸上打了一拳，把他击倒在地。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愤然叫出了声，紧跟着也扑了上去。但她被绊了一下，跌倒了。立刻有几只手把她抓住，拉她站起来。后面的人挤了上来。达维德回头望了下，生怕别人把他挤倒，他见到卫兵正把那个男子拖到一边。
既然是犹太人，那就全完了！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叫着说，猛然拽了他一把，“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我们这是去洗澡啊。”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迈着平稳而沉重的步履走着，一个小男孩抓着她的手。男孩的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摸着一只火柴盒，盒里肮脏的棉絮上躺着一条不久前在车厢里从茧内钻出来的蛹。身旁走着嘟哝不已的钳工拉扎尔·扬克列维奇，他的妻子杰博拉·萨穆伊洛夫娜怀抱着婴儿。列韦卡·布赫曼在背后一直喃喃地说着：“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同排的第五个位置上走着图书馆女管理员穆夏·鲍里索夫娜。她的头发梳得平平整整的，领子显得白白的。她一路上好几次用自己的一份面包换半饭盒温水。她无论对谁，什么都舍得。同车厢的人都把她当作圣女，一些见过世面的老太太吻她的连衣裙。前排只有四个人，挑选时军官一下子从这排里挑走斯列波伊父子俩，问到他们的职业时，他们大声说：“Zahnarzt（牙医）！”。军官点点头，于是两个斯列波伊好运，赢得了生命。一排里剩下的三人走着，摆动着双臂，他们的一双手已经毫无用处。第四人翻起上衣领子，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仰着头，迈开我行我素的步伐走着。再前面可能相隔四五排，有个戴红军棉帽的老头，因为身材高大，显得特别突出。
她感到自己那特殊的独身生活已经逝去，一座生命的峭壁突然真真切切挡在她面前。
那头蛹，没有翅膀、爪子、触须，也没有眼睛。它躺在火柴盒里，一副傻呵呵的样子，信任地期待着。
人们好像终于理解了它，它向人显示出自己的无聊和天真幼稚。其实生与死的跨越极易完成，犹如越过一条小溪。从板桥横架炊烟缭绕的这头，去到荒草萧索的彼岸才五六步之遥。再简单不过了！有什么好害怕的？瞧，小牛犊敲着蹄子从小桥上过去了。瞧，小男孩们踢着光脚丫跑过去了。
接着她瞧一眼小男孩的脸庞，那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可怕，那么特别，甚至在这群人里都显得十分突出。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身后走着穆夏·维诺库尔，在列车上度过了十四岁生日。
音乐声终止时，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擦干泪水，暴躁地说：
德国人挑外科医生时，她沉默着，抗拒着令她憎恨的势力。
“吃吧，好儿子，吃吧。”
小男孩从队伍拐弯时形成的一丝空隙后面见到了敞着大门的建筑，并且不知为什么，从口袋里掏出装蛹的火柴盒，没有同它道别，便把它扔在一边。让它活着吧！
此刻钳工的妻子杰博拉怀抱婴儿若有所思地走着。日夜啼哭的婴儿现在却默然无声。女人那双痛苦阴郁的眼睛，使她那肮脏的脸庞和惨白委顿的嘴唇不那么难看了。
乐队开始演奏时，达维德很想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稍稍把它打开一会儿，把蛹给乐师们看，又不让蛹着了凉。但走了几步，他再也看不到木台上的人，只有天空中的火光和音乐声。痛苦而雄壮的旋律犹如一杯苦酒，使他的心灵备尝无法忍受的思念母亲之苦。母亲并不坚强和平静，她为丈夫抛弃她而感到羞辱。她给达维德缝了一件衬衣，邻居们在过道上笑他穿了一件印花布裙做的、袖子针脚不齐的花衬衣。母亲是他唯一的保护者和希望，他一直坚定不移而又毫无意义地对她寄予希望。也许音乐能做到，使他对母亲不再抱有希望。他爱母亲，但她虚弱而无能为力，如同现在与他并排走着的人们一样。缓慢悠扬的音乐犹如小小的波浪，他曾在神志恍惚中见到过它们，那阵发着高烧的他从滚烫的枕头上爬下来，来到温暖湿润的沙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