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同沉默不语的儿子并排站着，也一言不发，后来他抬起眼睛，望一眼儿子，两手一摊说：“生者和死者，请原谅我，我没能保护我所爱的人。”
衣衫褴褛、被俘的少校毕竟没有耽于幻想。在德军朝东部战线快速推进的阴暗日子里，他用乐观果敢的话语鼓舞自己的战友们，劝说身体浮肿的人们为自己的健康而斗争。在他身上有着对暴力那永不熄灭的激昂的、无法遏止的鄙视。
叶尔绍夫第三天才抵达窄轨铁路的终点站。虽说他的衣领上缀有中尉的方形领章，文件和军人通行证也是照章办理的，检查文件时他还是一直担心有人会对他说“来吧，拿上口袋”。并把他送进劳改营。大概甚至这些地方的空气也是带有某种铁丝网味的。
“您以为，我的信仰动摇了，变成一个福音派教徒，甚或一个孟什维克？”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理想的人选可以从事地下工作。必须衡量每个人的能力和弱点，这并不难。但是只有根据一个人的本质才能决定他合适不合适，而本质是无法测量的。本质只能推测，只能感觉。于是他从莫斯托夫斯科伊开始入手。
叶尔绍夫体验到一种痛苦而又美好的感情。在这里，履历表上的那些情况已经不起作用，他原来就是力量的源泉，人们都跟着他走。在这里，无论是最高军衔、勋章、特种部队，还是干部处、鉴定委员会、区委打来的电话以及政治部门副职的意见，都不起作用。
一双衰老、干瘦、粗糙的双手搂住儿子的脖子。这搂住年轻军官脖颈的、受尽折磨的老人双手的抖动，表达出怯生生的诉怨、无穷的痛苦和寻求保护的恳求，叶尔绍夫只有用哭泣才能回答这一切。
在罗斯拉夫利城郊的一次战斗中，他接替被打死的团长，集合起余部打击敌人，夺回渡口，保证了统帅部预备队重炮的撤离。
晚上父亲谈了很多。他说得很平静，声音不高。他讲这讲那，也许只有平静的叙说而不是号哭和泪水才能把一切讲述清楚。
他战前的生活并不顺遂。他的父亲，一个沃罗涅日省的农民，1930年被打成富农，没收了土地和财产。叶尔绍夫当时在部队服役。
“一切全是斯大林的意志。”父亲说。在他的话语里没有愤怒和怨恨——普通百姓都是这样讲述那强大的毫不动摇的命运之神的。
叶尔绍夫考虑占领德国集中营、掌握地下组织通信器材的地下工作计划，熟记各劳动营、集中营和铁路车站的名称。他考虑编制密码，思考如何借助集中营里的职员，把需要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的组织者列入调动名单。
再有莫斯托夫斯科伊！他有学问，还有铁的意志。听说，审讯时表现得坚强不屈。但是奇怪的是，所有人都能被叶尔绍夫挑出刺来的。前几天他责备莫斯托夫斯科伊：
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是个阴郁、朴直的步兵团长。他认为，最高首长对1941年的撤退是有罪的。大家都感到他那战斗指挥员和士兵的力量。他体格强健、嗓音洪亮，这样的嗓音足以使逃脱者止步，使战士去冲锋陷阵。他爱骂人。
对撤退他说得好像比所有指挥员更有头脑些。作为一个非党员，有一次他竟然说：
“是的，同志们，我们飞得最高，最远，最快。瞧，我们就这样飞起来了。”
叶尔绍夫少校熟悉集中营生活，明白收买、恐惧和渴望填饱肚子的反作用力，见到过许多人如何脱下清白的军衣，换上弗拉索夫分子带肩章的浅蓝色军大衣。
也许，正是这股善的温暖，而不光是他那智慧和勇敢的力量，使叶尔绍夫少校成为苏联战俘们的领袖。
叶尔绍夫没有断绝同父亲的关系。他没有被录取上军事学院，尽管他入学考试的成绩优秀。叶尔绍夫好不容易得以从军事学校毕业，他被分配至区兵役局工作。他父亲作为特殊移民，这时全家居住在北乌拉尔。叶尔绍夫请假到父亲那里去。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乘了二百公里的窄轨火车，铁路两旁是绵延不断的森林和沼泽，成垛的采伐的木材和劳改营的铁丝网、棚屋和土窑。一座座守望塔犹如长茎毒蘑菇高高耸立。列车因为守卫队搜查逃犯而耽搁了两次。夜晚，列车停在会让站上，等候迎面开来的列车。叶尔绍夫睡不着，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犬的吠叫声和哨兵的警笛声，原来车站附近就有个大劳改营。
你骗不了他，他谁也不纵容。与他可以谈得拢，但就是太粗鲁！
奥西波夫经验丰富，人脉熟络。这种经验很重要。地下组织司令部非得有奥西波夫不可。但他的经验对事业不仅有所帮助，而且也可能有所妨碍。
有一次他对叶尔绍夫说：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预备役中尉叶尔绍夫应征入伍。
最好让我脱下你的毡靴，
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越重，他的双肩越发强有力。他本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原来，顺从并不是他的天性。暴力越大，战斗的愿望就越发强烈。
莫斯托夫斯科伊嘲笑道：
他的内心寄托着一个希望！通过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宣传鼓动和英雄们的破坏活动，为武装起义占领集中营做好准备！参加起义的集中营战俘，必须夺取保卫集中营各设施的高射炮，把它变为反坦克炮和防步兵炮，必须物色到高射炮手，并为被突击队缴获的各种火炮准备好炮手。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您干吗要同这帮无赖起劲地聊天，同这个眼睛碧绿的伊孔尼科夫，同这个侨民、一只眼的下流胚？”
他给儿子讲述了在破漏的棚车里五十个冬日的路途，讲述了军列上死人和活人在一起度过的漫长的昼夜。他讲到特殊移民如何徒步，妇女们如何怀抱婴儿长途跋涉。叶尔绍夫的母亲步履维艰，在酷暑中神志不清地走过了这段路程。他讲述如何把他们带到了冬季的森林里，那里既无土窑，也无窝棚。讲述了他们如何在那里点燃篝火，用松树枝铺好床，在饭盒里融化雪块，如何安葬了死者，开始了新的生活……
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很能干。他会突然笑呵呵地瞪着一只深褐色的眼睛说，有人打算用最小的代价在异国的领土上作战。可过一个小时他又会严厉地斥责表示怀疑的人，进行说教。到了第二天，他又会翕动着鼻孔说：
你别向人们呼救。
坟地在劳改营边沿上，同小村庄连成一片，同样的青苔长在农舍的墙根底下和土窑的斜坡上，长在坟包上和沼地的塔头墩子上。母亲和姐姐、妹妹就这样留在了这片天空下，无论是在严寒刺骨、水分冻结的冬天，还是在沼地积水漫流、坟地涨满浊水的秋天。
然后他搭乘顺路的吨半卡车行驶了七十公里，公路穿行在沼泽地中间。卡车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国营农场，叶尔绍夫的父亲就在这里工作。车厢里很挤，被调去伐木的特殊移民们都乘卡车去劳改营的居民点，叶尔绍夫试着向他们探问一些情况，但他们回答得极其简单，显然害怕他这身军装。
他不喜欢解释，只下命令，重友情，随时准备从自己的饭盒里把稀菜汤倒给士兵，但为人十分粗鲁。
在这里，在集中营，他人生这三十三年来头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
可基里洛夫告诉叶尔绍夫，1937年奥西波夫是军事学院副院长，曾经毫不留情地揭发过数十人，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旅级政委为什么对这个科季科夫那么感兴趣呢？
有时，奥西波夫说一些著名军事人物的可笑故事，直呼其名：谢苗·布琼尼、安德留沙·叶廖缅科。
关于战争头几个月的失败他讲得头头是道，但没有悲痛，就像某个毫无怜悯心的棋手在分析棋局。
叶尔绍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一个可以与之公开自己想法的人。他睁眼躺在床铺上，两眼定定地盯着粗糙不平的木板顶棚，有如在棺木里面望着棺盖，只有心脏还在跳动。
人们感受到从叶尔绍夫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鼓舞的热情，那热情有如从燃烧着桦木劈柴的俄罗斯炉子里散发出来的一股暖意，朴实而不可或缺。
“亨利希·海涅早就说过，‘我们所有人在自己的衣服下面都有一个赤裸的身子’，但有的人脱去制服，露出的是一个委顿可怜的躯体，另一些人被不合体的衣服弄得丑陋不堪，他们把它脱了，结果发现，原来真正的力量就在这里面！”
“我不相信共产党人能使人们变得更美好些。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从未有过。”
难道这是他自己写的？
他看来好像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可晚上却躺在床铺上哭泣，对叶尔绍夫的询问长久默然不语，后来才小声说：“俄罗斯真可怜。”但那么一个冷漠的人，心肠却很软。有一次他说：“噢，我真想听听音乐。”可昨天他还带着那种异样的笑容说：“叶尔绍夫，听我说，我给您念首小诗。”叶尔绍夫不喜欢诗，但他记住了这首诗，它死乞白赖地钻进了他的脑子里。
谁将进入地下组织司令部呢？他头脑里出现了五个人的名字。日常生活中的细小弱点和古怪行为，他都重新加以考量，无足轻重的事情都变得至关重要。
在你热气腾腾的鲜血上。
你别吓得流泪，像个孩子，
昏暗中现出父亲那瘦削的脸庞和漂亮的眼睛，目光中流露出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神情令叶尔绍夫大吃一惊。
然后他们站在三座坟头旁——母亲死于头一年冬天，姐姐安纽塔死于第二年冬天，玛鲁夏死于第三年冬天。
有时他问自己：为什么他那么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呼吁书里写的，就是父亲曾对他讲述过的。他知道，这是实情。但他也知道，这些实情从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分子的嘴里说出，就是谎言。
不，不，基里洛夫进司令部不合适。他能把人往哪儿拽，自己好不容易才跟上趟哩。
你没受伤，你只是死了。
他见到过意志消沉、谄媚、背信弃义和俯首听命，见到过面对恐怖的恐惧，见到过人们如何在可怖的保安机关官员面前吓得呆若木鸡。
我还将面临战斗。
父亲讲到饥荒，讲到村子里熟人们的死亡，讲到那些发疯的老婆子，讲到孩子们，他们的身体变得比俄罗斯三角琴、比小鸡儿还轻。他讲到饥饿的嗥叫怎样白天黑夜飘荡在村子上空，讲到被钉死的窗户和农舍。
傍晚前，卡车来到一个紧夹在林边和沼泽地中间的小村庄。他深深记住了集中营北部沼泽地中间的那次日落，那么的寂静，那么的柔和。暮色中，农舍显得特别的黑，犹如在焦油中熬过一般。
我的同志，濒临死亡时，
大伙经常感受到他的意志。干活时他是班长，他一声高喊，谁也不敢不服从。
“鬼知道！”叶尔绍夫说，“别去招惹那些臭狗屎，免得臭气熏天。这个伊孔尼科夫关在我们的集中营里。现在德国人正想拉他去审讯哩。他会把自己，把您，把那些亲近您的人全出卖了……”
铺着报纸的箱子上放着儿子捎来的食品和一瓶酒。老人说着，儿子坐在边上听着。
他感到，他十分明白，他同德国人作斗争，就是在为自由的俄罗斯生存而战，战胜希特勒就是战胜那些令他母亲、姐姐、父亲去世的死亡集中营。
古济具有将军的威望，但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看样子没有受过教育，当他手下有个得力的副手和司令部时，他是优秀的，他等待指挥员们为他效劳，替他卖力，并且认为他们的效劳是应当的，无须感谢的。他回忆自己的厨师好像比回忆妻子女儿还要频繁。他谈得最多的是打猎、打野鸭、打大雁，他回忆在高加索的服役也是打猎、打野猪、打山羊。显然，他十分爱喝酒，是个吹牛大王。他经常吹嘘1941年的战斗，周围的友邻全不对，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唯有他古济将军永远正确。他从不把失利怪罪于最高军事首长。在日常事务和关系中他十分老练、精明，像个饱经世故的文书。可总的说来，要是叶尔绍夫有权，他连一个团都不放心交给古济将军指挥，更别说一个军了。
叶尔绍夫所向往的如今变成了事业，他按新的方式考虑这件事：让谁知道，吸收谁参加。他在心里逐个进行挑选，掂量他所熟悉的人的优缺点。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次对他说：
他十分害怕得病，常常掐自己的身体，伸出舌头，歪斜眼睛，看是否长满舌苔。不过，大概他并不怕死。
最好让我把手掌焐热，
叶尔绍夫休假回来，给加里宁写了申请书，向最高当局请求不可思议的宽恕——宽恕一个无辜者，请求他们允许老人回到儿子身边。但他的信未来得及送到莫斯科，叶尔绍夫就被叫到领导那里，有人对他的乌拉尔之行告了密。叶尔绍夫被部队开除。他来到建筑工地，决心多挣点钱，上父亲那里去。但不久他就收到乌拉尔的信函，通知他父亲的死讯。
“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元帅同你我一样都是有罪的。”
叶尔绍夫少校的大脑昼夜不停地紧张开动着。
他走进土窑，晚间的光亮也随他一起进到窑洞，而朝他迎面扑来的却是潮湿，闷气，贫困食物、衣服、被褥的气味和充满烟气的暖意……
基里洛夫很聪明，但身上总有某种懈怠。他能看出任何一件小事，但看什么都用疲惫的半睁半闭的目光……他对人冷淡，不喜欢人，但却原谅别人的弱点和可耻行为。他不怕死，但有时却有死的念头。
他同大伙谈得轻松自如，但做作，缺乏同志间真正的坦诚。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同科季科夫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