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纳粹之口，提出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格罗斯曼的胆子也忒大了点。但关注民众和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与命运，热爱生活与艺术，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为人生而追求艺术，不怕流放，不怕掉脑袋，这恰恰是俄罗斯优秀作家的优良传统和独立人格的表现。借用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郭靖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为国为民，亦当是作家之大者。问题是，有没有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如没有，那格罗斯曼的麻烦就大了。
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在《生存与命运》中虽没有被大书特书，仅寥寥数笔而已，但作家还是揭示了他战争期间的复杂心态。当斯大林格勒战役转入反攻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张地等待着前线的报告。他注视着沉默不语的电话机，想到战争初期他曾产生过一种可怕的感觉：很可能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会是他的对手希特勒，那时失败者和胜利者都将受到人民的惩罚和历史的审判。但是，当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他报告斯大林格勒胜利的消息时，他半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因为，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这不仅是他对敌人的胜利，而且是他对过去的胜利。作为胜利者，他是不受审判的。格罗斯曼认为，这恰恰就是苏联社会和人民的命运悲剧之所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为斯大林过去的错误和失误、为他的极权和个人崇拜，找到了最好的挡箭牌。
格罗斯曼不是从斯大林格勒城里的激烈战斗，而是从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腥风血雨开始他的《生存与命运》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章，希特勒法西斯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世界变成了人类的大屠宰场。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开往死亡营和集中营，大批大批的战俘、犹太人和老弱妇孺被驱赶进一座座欧洲的新城市，那里有自己的街巷、广场、棚屋，有自己的市场、工厂、火葬场、焚尸炉和毒气室。作者写道：与这些集中营相比，与焚尸炉上方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格罗斯曼在作品中，既肯定卫国战争的正义性，也不怀疑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这是战争胜利的保证。但令他痛苦的是，难道为了崇高的目的，就可以采取残酷手段吗？胜利者就真的不受审判吗？当功过集于一人之身，就能以军事上的功绩掩盖或取代政治上的过错吗？作者没有直截了当做出回答，而是调动艺术手段，通过各色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通过他们的回忆与争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批判，并将作家本人对历史的评价和思维渗入到各色人物的意识中，最终让历史和读者来评判。
格罗斯曼以颤抖的手，写下了法西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种种暴行和主人公们悲惨痛苦的命运，真可谓“满纸伤心泪”。但是，更令他心痛的，是在集中营的审讯室里，纳粹小头目居然大言不惭，将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称为“同类”。面对纳粹分子恶毒之极的攻心，老布尔什维克却显得理屈词穷，一度惶惑。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纳粹分子道出了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有相似之处。
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没有咄咄逼人的霸气。他仿佛站在历史的巅峰俯瞰人类的命运，认为革命和战争铸就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辉煌与沉重。希特勒的暴虐和独裁阻碍人类的进步，摧毁世界的和平。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率领苏军将士和苏联人民浴血奋战，正是为了粉碎纳粹的暴虐和奴役，保卫家园，维护世界和平。但是，他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曾滥杀无辜，消灭富农，清除政敌，进行党内大清洗和镇压异己。广袤的冻土带、极寒地带和西伯利亚边陲，布满大大小小的劳改营，关押着千百万刑事犯和政治犯。这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