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行前，埃希曼若有所思地说：
早晨，埃希曼穿条短裤在大敞着的窗户前做操。雾气中清晰地显出一排排排列整齐的集中营简易木棚，传来机车的汽笛声。
在第一种性格类型的头脑简单的人中，有着一个极为珍贵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人民性。他们不仅引证国家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语句，而且也用人民的语言说话。他们的粗话是人民的、农民的。他们的俏皮话常常在工人集会上引来笑声。
“我时间不多，最迟明天一早必须抵达华沙。”
一时间两人沉默无语。
埃希曼对这项小发明微微一笑，说：
“谢谢。”利斯说，“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事情非常重大。”
上层人物多数情况下都极力不向他显示自己职务上的优势。他对到处受到尊敬而不仅仅只是得到保安警察的尊敬已经习以为常。帝国保安总局无所不为，无所不至——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儿童疗养院院长的签字里；无论在青年歌手于歌剧院的招待性预演里，还是在为春季画展挑选绘画作品的评委会决议里；以及在准备入选国会的候选人名单里，都显示出他们的势力。
第四种性格类型，是执行者，他们既对教条、思想、哲学漠然视之，也与分析能力格格不入。国家社会主义付钱，他们就为之效力。他们唯一的最大嗜好是高级餐具、西服、别墅、珠宝、家具、小汽车和冰箱。钱，他们并不十分稀罕，不相信它们是永恒存在的。
此刻，目送着离去的汽车，利斯感到埃希曼出其不意地唤起了他身上那种既使人胆战心惊又令人向往的极不清晰的情感，这种情感，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从他身上唤起，那就是德国人民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他们开始列举令他们高兴的家乡城里那些街道、饭店、电影院的名字。“当然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埃希曼说，并且说了个当时不让他这个小作坊主的儿子进门的俱乐部名字。
带红殷殷大指甲的白皙长手指翻动着放在桌上的文件，不停地在上面用自来水笔作着批示。这使利斯觉得，埃希曼分不清这件事的特殊性，它甚至在铁石心肠的人身上也会偷偷引起一丝可怖的寒意。
党卫军中校举起酒杯。
“您想想，两年后当我们再次坐在这张舒适的小桌旁时，我们将说：‘我们用二十个月就解决了人类花二十个世纪未能解决的问题！’”
“除了我们寂静的小城绿草如茵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把这个数字告诉您的原因。我想让它把我们今后的工作联系起来。”
而埃希曼说：
埃希曼作了回答。
唯独他几乎什么也没喝，而只是一个劲儿地猛吃。
但利斯看到，在可怕的最高处，在最高领导人的上面，在同温层上面，还有一个烟雾弥漫、无法理解、极不清晰、因自己的不合逻辑而感到痛苦的世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就生活在这个最高世界里。
“先生们，你们怎么啦？”埃希曼问，“香肠挺不错嘛。”
利斯发现，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在顶峰的出现，每每标志着一些不祥事件的开始。精通社会动力学的大师们，提高教条主义者的声望是为了委托他们去办一些特别血腥的事情。头脑简单的人暂时醉心于最高权力，可往往事情一完，他们便烟消云散，而有时还遭受与自己的牺牲者同样的命运。在上层剩下的依然是那些快活大师们。
“我指的正是报纸。”埃希曼说。
“我很遗憾，没在大学生时代同您见面。”利斯说，“正如歌德所说的，是求学时代。”
“要知道我同您是老乡，利斯。”
利斯倾心于最高领导人，向往他们的社会和与他们的接近，在那里，在那个嘲弄人的智慧王国里，在那个精致的逻辑王国里，他感到自己是轻松的、自然的、美好的。
望着埃希曼，利斯在这个早晨平生头一次感到惶恐不安的嫉妒在体内骚动。
“我明白，明天我们不会在报上读到它的。”
他们相互道别。利斯注视着汽车疾驰而去。
第一种类型——纯粹的自然本性，通常丧失智慧的敏锐和分析的能力。这些人引用报刊的口号和提法，摘引希特勒的言论、戈培尔的文章、弗兰克和罗森堡的著作。他们觉得没有依靠时，便张皇失措，失魂落魄。他们不考虑各种现象的联系，以各种理由表现出残酷和偏执。无论是哲学、国家社会主义科学、含混不清的启示、新戏剧成就和新音乐，还是国会选举运动，他们都一本正经地接受。他们像所有知识浅薄的人那样死背《我的奋斗》，摘录报告和小册子的要点。他们的个人生活一般崇尚俭朴，有时也会感到手头拮据。他们比别人更经常地陷入使他们离开家庭的党的动员中。
他嘲笑地瞥了眼利斯，利斯感到对方比他机灵，不由心中暗暗吃惊。
性格的第二种类型，是聪颖的犬儒主义者。这些人知道魔杖的存在。在可靠的亲朋圈子里他们对许多事情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他们讥讽新博士和硕士们的不学无术，揶揄领导人和地方长官的错误和习性。他们不敢蔑视的只有元首和崇高理想。这些人往往生活阔绰，饕餮豪饮。这样性格的人在党的上层较之下层更为常见。下层中，数第一种类型居多。
使利斯感到可怕的，是所有无法结合的东西在希特勒身上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甚至与自己最为亲近的助手们相比，把他们的总和加在一起，他都是一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最残忍的超级力学专家、总装配师和总工长，是大师们的首领。同时，利斯在最下层，在党的领导的半地下室那层里发现，元首身上还有着教条主义的狂热，有宗教狂热般的信仰和信仰的盲目，有公牛般的不合逻辑。他既是魔杖的创造者，是最高主教，同时又是蒙昧狂热的教徒。
“几百万？”
有时利斯觉得，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利益。
这里是生活的轴心。国家秘密警察的工作，是党永远正确的基础，是党的逻辑或非逻辑战胜一切逻辑的根本，是党的哲学战胜一切其他哲学的保证。这是根神奇的魔杖！一旦丢失了它，魔力便冰消瓦解——伟大演说家便变成饶舌婆，科学巨擘便变成别人思想的应声虫。因此，这根魔杖是决不能丢弃的。
他知道，他提了个出格的问题，也许除了希姆莱和元首，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回答他。
“工厂的工作情况如何，您对福斯本人有何印象，您看化学家们水平是否高？”他急速地问。
他想回去研究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怀有敌意的著名活动家，想解决激烈而复杂但不流血的难题。有时候，他想不再喝酒，每天抽烟不超过两至三支。前不久，他深夜把俄国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叫到他那里去，同他下了一盘政治棋，回到家，不用催眠药，一觉睡到上午九点多。
利斯起初觉得，埃希曼正是属于这种类型。
利斯改变话题，问道：
“我很乐意吃点。”
对于国家中的人际关系，他有自己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生存不可能自由发展，它每迈一步都需要控制。
他把大檐帽交给自己的警卫，在桌子旁坐下。他那张大脸突然变得和善和忧虑，这是所有在铺上桌布的桌子后面就座后想开始吃喝的男人们常有的表情。
利斯这些日子一直酗酒，哮喘病加剧了，一到晚上他就感到自己心跳加速。但他认为，对健康来说，烧酒总比他老是处于神经紧张状态害处要少些。
“我不是柏林大学的大学生，我是在外省上的学，您觉得可怜吧。”埃希曼说，并且补充：“这个数字，老乡，我第一次说出口。如果算上贝希特斯加登、帝国办公厅和我们帝国元首的主管部门，它只被提到过七八次。”
为了控制人们的呼吸、母亲的感情、阅读的范围、夏日的参观、歌唱，为了领导工厂和统率军队，需要领路人。因为生命如小草那样失去了生长的权利，如大海那般失去了喧嚣的权利。在利斯看来，带头人倾向于四种性格类型。
党卫军中校和利斯晚上视察毒气室时，人们给他们安排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小活动。建筑师在毒气室中央安了张小桌子，准备了葡萄酒和下酒菜，赖内克邀请埃希曼和利斯饮杯葡萄酒。
大吃一惊的利斯问：
“那当然，这个建议并非仅仅出自我。”埃希曼举起一根手指头垂直往上指了指，“如果您分担了我的工作，而希特勒又打输了的话，那我们就将一起被吊死——您和我。”
利斯过去并不妒忌埃希曼。利斯地位很高，但没有高的职务。他在帝国保安总局被认为是个聪明人，希姆莱喜欢同他交谈。
“我们等候主人干杯哩。”利斯说。
在这水泥屋的寂静中，在这些斟满美酒的高脚杯里，充满一种紧张气氛，使利斯觉得心脏简直无法承受。他想为德国的理想大声干杯，来缓和一下这种紧张气氛。但紧张气氛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有所增强。党卫军中校嚼起夹肉面包来。
“为今后公务顺利。我以为，这方面的成就是值得一提的。”
他们在晚上见了面。埃希曼径直走进办公室，一面提出问题，一面坐到了椅子上。
利斯觉得，在最上层，执牛耳者为第三种类型，那里只容得下八九个人，充其量也就是十五至二十个人。那里存在一个没有教条的世界，那里不受任何约束地判断一切。那里没有理想，只有数学、娱乐和不知怜悯为何物的高级大师们。
“前景是美好的，值得考虑。”利斯喃喃地说。
埃希曼耸耸肩。
赖内克起身斟上葡萄酒，大伙拿起酒杯，等待埃希曼的祝酒词。
“您说，能否对要处理的犹太人数量有个粗略的概念？”
但正是在回忆了埃希曼在民主和世界主义时期那艰难的青年时代之后，利斯才应该向他提出自己所不了解的问题，才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
他已经去过集中营的警卫长那里，同工地主任谈了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