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琴科那双插上德国人毒气室门闩的手，手指又长又粗，好像经常不洗，当他伸手从盘子里抓面包时总让人觉得恶心。
茹琴科一去上早班，等候从铁道那边过来的长队时，心里便感受到一种幸福的激动。人们排着纵队往前移动的速度，在他看来慢得无法忍受，他老远就扯着尖嗓子抱怨起来，他的上下颚轻轻颤抖，犹如一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一群小麻雀的猫。
安东·赫梅利科夫有时打心眼里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恐惧，晚上躺在木板床上，听着特罗菲姆·茹琴科的笑声，便觉得惊慌不安，毛骨悚然。
但他并不明白，茹琴科让他感到惶恐不安，并不是因为茹琴科比他更有罪。茹琴科令他感到可怕的，是他用可怖的天生变态来证明他是无罪的。可他赫梅利科夫不是变态的怪物，他是个人。
他模模糊糊知道，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想成为一个人，最好是选择死，这比赖活着更轻松些。
对赫梅利科夫来说，此人是令他不安的根。当然赫梅利科夫也酗酒，喝得醉醺醺时也到等候进毒气室的队伍里找娘儿们胡闹。有个通道，通过它，监察队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到澡堂的脱衣间挑选女人。男人总归是男人。赫梅利科夫只挑姑娘，把她领到棚屋的隔间里，半小时后再把她领回来交给警卫。他默不作声，女人也默不作声。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女人和美酒，不是为了华达呢马裤和派头十足的铬鞣革皮靴。
1941年7月的一天他被俘了。他挨过揍他的脖子和头部的枪托，他得过赤痢，穿着破靴子被赶到雪地里，他喝过油渍斑斑的浊水，他从死马身上撕下一片片颜色发黑的臭肉充饥，他贪馋地吞食腐烂的芜菁甘蓝和土豆皮。他只选择一样东西，那就是生存，其他的什么也不想。他曾十几次死里逃生，从饥饿和严寒中挣扎过来。他不愿死于痢疾，他不愿脑袋里挨颗九克重的子弹而倒下，他不愿在顺着腿肚往上涨的水里把自己泡肿憋死。他不是犯人，他是刻赤城里的理发师，从来没有谁把他想得很坏，无论是亲属、同院的左邻右舍、工长，还是一起喝酒吃熏鲻鱼的熟人和在家里玩牌的老朋友。他想，他同茹琴科毫无共同之处。但有时候他觉得，他同茹琴科之间的区别只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对上帝和人，他们以什么样的情感去干活，这重要吗，有的人干得有滋有味，有的人干得并不快活，可都是同样在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