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父母的乡村住所那阵，他觉得将要在这里度过他的一生。他喜欢宁静的农村，不怕干活。他想要壮大父亲的家产，但他又觉得无论养猪、卖蔬菜和小麦的收入有多少，他这辈子都是会在舒适宁静的父亲的房子里度过的。但人生多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他到了前线，走上了命运替他安排的道路。仿佛他从农民到士兵，从战壕到司令部警备队，从办公室到副官，从在帝国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到在集中营管理局的运动，最后又在死亡集中营担任监察队长的职务，都是命中注定的。
一号工程的头目、监察队队长党卫军少校卡尔勒夫特，终于做到让中心调度室每天晚上交一份次日将要到来的军用列车运行表。卡尔勒夫特就可事先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就他们面临的工作作一番部署，如一列火车的车厢总数和装载人数，根据列车来自哪个国家，调配相应的囚犯辅助人员——理发师、向导和装卸工。
卡尔勒夫特不喜欢对工作马马虎虎，玩忽职守。他不喝酒，如果下属喝得醉醺醺他就大发脾气。人们只见过一次他兴致勃勃的模样。那天他准备回家过复活节，已经坐到汽车上，把党卫军军需官哈恩叫到自己身旁，给他看女儿的照片——大脸盘、大眼睛的姑娘，活像她的父亲。
有上天的审判、国家和社会的审判，但还有更高的审判，那就是有罪的人对有罪的人的审判。有罪的人衡量了极权主义国家的力量，它是无限强大的；这种恐怖力量用宣传、饥饿、孤寂、集中营、死亡的威胁、默默无闻和耻辱将人的意志加上镣铐。但是，人在贫穷、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所走的每一步，经常在受制约的同时表现出人的不受制约的意志。在监察队长的生活道路上，从农村到战壕，从非党的凡夫俗子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自觉成员，时时处处无不留下自己意志的痕迹。命运指引着人，但人走是因为他想走，他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不走的。命运指引着人，人成为歼灭性力量的工具，但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好处，并无什么损失。他了解这点，于是他奔驰而去，可怕的命运和人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他们走的是一条道。
卡尔勒夫特喜好工作，舍不得白白浪费时间，吃过晚饭，他不上俱乐部小屋，不玩牌，不看电影。圣诞节那天，监察队组织了枞树晚会，演出了业余合唱队的大合唱，吃晚饭时还免费两人供应一瓶法国白兰地。卡尔勒夫特顺路到俱乐部待了半小时，大家看到他手指上还有新鲜的墨水渍，知道他圣诞之夜还在工作。
“在这可怕的世界上有的是罪人！我就是罪人！”
他说：
如果卡尔勒夫特不得不面对上天的审判，他将证明自己的心灵是无罪的，他将实事求是地告诉法官，命运是如何把他推上杀害59万人的刽子手之路的。在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百折不挠的党和国家暴力那强大力量的意志面前，他能做什么？谁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是个人，他本该生活在父亲的房子里。不是他在走，而是有人拽着他走。不是他想走，而是有人领着他走。他犹如一个小男孩那样踽踽而行，命运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走。在上帝面前，那些曾受卡尔勒夫特指使干的人和那些曾指使卡尔勒夫特干的人都会这样，或大致会这样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卡尔勒夫特不需要在上天的审判面前证明自己的内心是无罪的，因此上帝也没有必要向卡尔勒夫特承认世上没有罪人。
是谁在宣读判决书，并非纯洁无邪、慈悲为怀的上天法官，并非贤明通达、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准则的大智大慧的国家最高法院，并非圣人和正人君子，而是可怜的、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压力的肮脏的罪人，是亲自体验过极权主义国家可怕权力的，失节、折腰、胆怯、俯首听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