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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命运 作者:瓦·格罗斯曼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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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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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的确很艰难。打水、取木柴、买牛奶,这些活儿她干起来非常吃力。外面太阳晒得挺暖和,可是屋里又潮又冷,只好多烧火。

“米季卡,你妈妈可不是寡妇,你说呀?”她问道。

“您对州委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诉,我想,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够严厉且过于温和。”

像黑蟒蛇似的长长的烟筒让她忙乎了半天,烟筒安得很不像样,接口的地方往下滴着黑乎乎的烟油,滴得地板上一片一片的。她把石灰浆涂到烟囱上,把烟囱弄直,用铁丝兜住,在接口的地方挂上空罐头盒接滴下的烟油。

她想勉强支撑着,想把病挺过去,没有说感觉不舒服。可是一天早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去厨房抱柴火,突然昏倒在地上,把头磕流血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把她安置在床上。

接着她用责备的口吻补充道:

晚上,她对薇拉说:

娜塔莉娅来了以后,住所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娜塔莉娅刮掉了墙上的霉斑,刷白黑乎乎的墙角,清洗了牢牢粘在镶木地板上的泥污。她一层一层地把楼梯上的垃圾清扫干净,完成了薇拉准备等到天暖和后再做的大扫除。

娜塔莉娅一来,安德烈耶夫就立刻到斯大林格勒北郊的拖拉机厂的工人住宅区去了,并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也许是想看看自己的房子和工厂,也许是生儿媳的气,怪她不该把孙子留在列宁斯克,也许是不愿让儿媳吃斯皮里多诺夫家的面包,他临走时把自己的食品供应卡留给了她。

在这种情况下,普里亚欣即使愿意,也无法支持斯皮里多诺夫。假如他这么做了,权威人士身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马上就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说普里亚欣出于对人民的敌人克雷莫夫的同情,支持他的亲戚,支持贪生怕死的斯皮里多诺夫。

薇拉仔细察看着儿子布满脓疮的小脸蛋,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心头,同时她非常可怜维克托罗夫。天哪,天哪,可怜的万尼亚,你有这么个虚弱、瘦小、爱哭的儿子。

“是格鲁吉亚人,对吧?”娜塔莉娅问道,“他要是再来,您就把他赶出去。想要向我求婚呢,大鼻子。”

“我相信,中央监察委员会会撤销这个决定。”然而,由于他对什基里亚托夫其人早有所闻,所以不敢提出上诉。

“这么快?”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吃惊地说。

“您这是骂谁,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我是不是在州委会忘了什么东西了?”

现在,薇拉开始带米佳到外面转转,待上半个小时,她坐在一小块石头上,望着闪闪发光的春水以及草地上冉冉升起的雾气。

斯皮里多诺夫也望着娜塔莉娅,然后他忽然抓住薇拉的一只手,把她拉到自己跟前,抱住她,好像请求宽恕似的吻了吻她。

“你知道,我在喀山柳德米拉那里日子过得比你们这儿还艰难。我到这儿来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担心,我的病不好,你跟我在一起要受累。”

薇拉抱起孩子到厨房去了。

“我还以为你是在准备给犯人送的东西呢。”

他心中顾虑重重,怀疑普里亚欣的严厉不单单因为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事件。普里亚欣当然记得他斯皮里多诺夫与叶尼娅和克雷莫夫有亲戚关系。他讨厌斯皮里多诺夫,是因为斯皮里多诺夫知道普里亚欣和在押犯人克雷莫夫是老相识。

“我干了些蠢事,玛鲁夏要是知道了这些事,准会气疯的。”

光线透过一小块装在护窗板上的玻璃照进房间。

自从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薇拉的生活就轻松些了。

然后,她顺着堆满垃圾和碎砖头的阶梯上到三楼,干起活儿来,忧愁淹没在忙乱中,淹没在混浊的肥皂水里,淹没在炉子的青烟和墙壁散发出的湿气里。

直到通知他将审查他的案件的那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紧挨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在床上坐下来,说: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可以把天花板和墙壁修理一下,安上砖砌的炉灶,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里有所需要的材料,也有技术娴熟的工匠。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似乎不着边际地说:

薇拉从没对任何人谈起过维克托罗夫,无论是对父亲、外婆,还是只有五个月的米佳。

“享受生活也是应该的。不然我们全聚在这里,不是鳏夫就是寡妇。”

娜塔莉娅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到斯大林格勒就生病了,因此她只好推迟进城。她想去看看自己那座被战火摧毁的房子。

“以前你跟瓦尔瓦拉合不来,现在又因为遗产跟她妹妹合不来。你干吗要把沃洛季卡留在那儿?”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我给您洗洗脚,趁着现在屋里暖和。”

四周静悄悄的。战场已经远离斯大林格勒几百公里。对比德国飞机在空中吼叫,炮弹爆炸声此起彼伏,生活里充满炮火、恐惧和希望的时刻,似乎感觉轻松了些。

“他们能等多久?叫我战争结束后去格鲁吉亚,难道我是为他刷的楼梯不成!”

有一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排队买东西回来的娜塔莉娅说:

开头几天,她忍着病痛帮助薇拉干活儿:生炉子、洗包布,并且把它晾到生铁炉子的烟囱上,把一块块墙皮搬到楼梯台上,甚至试着到楼下去打水。

外婆有时把她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外婆那双一向安详明亮的眼睛显出极度的悲哀和柔情。

薇拉摇摇头。

也许,住在被战争毁坏的房子里,无论是薇拉还是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心情都好受一些,因为战前的生活已经被摧毁,何必要把房屋恢复原样,令人回想那些一去复不返的东西呢?

沃罗宁也冲他笑了笑,说:

“您别给薇拉,我已经给过她了,这是专门给您的,在小卖部里买的。”

听了这番话,斯皮里多诺夫心想:“调到乌拉尔去也不错,不然的话在这儿我会彻底完蛋的。那时薇拉带着小孩到哪里去呢?”

他坐在一辆吨半卡车的驾驶室里向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驶去,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望着即将告别的这座被战火摧毁的城市。斯皮里多诺夫在想,战前他妻子就是沿着这条现在被碎砖堵塞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到供电网,他在想,等新电缆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运来,他已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了;他在想,小外孙由于营养不良,胳膊和前胸长了疹子;他在想,“严重警告就严重警告吧,就这么回事儿”;他在想,人们不会发给他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坏了。奖章的事比离开这个城市更加令他难过,尽管他的生活和工作、他为玛鲁夏流的眼泪都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因为得不到奖章,他甚至苦恼得高声骂了一句,这时司机问他:

透过这个自造的小窗口,可以看到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象:到处是废墟,按楼层涂着蓝色和玫瑰色颜料的残墙断壁,破烂的房盖铁。

“忘了,忘了。”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们倒是没把我忘了。”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来后没几天,安德烈耶夫的儿媳娜塔莉娅从列宁斯克来到这里。她在列宁斯克与已故的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妹妹吵了一架,把儿子暂时留给她,自己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找公公来了。

他迅速地瞧了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笑了笑。这时,娜塔莉娅倒了一盆热水,放在床前的地板上,跪在地上,说:

嘿,她干得多轻松自如,她那双年轻有力的手一干起活儿来,沉甸甸的水桶、装满水的煮衣锅、整袋的煤都变轻了。

“多好啊!”尽管顶棚上吊着板条,角落里堆着墙灰,烟囱不成样子,整个房间里找不到一处好地方。

“外婆,我跟您在一起很愉快。”薇拉说。

也许,娜塔莉娅在列宁斯克日子过得很艰难。走进安德烈耶夫的房间,她望了望天花板和墙壁,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明白,斯皮里多诺夫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可是当她问他州委会有什么新闻时,他总是摇头,并借故谈起别的事。

然而看得出来,普里亚欣没有支持斯皮里多诺夫不仅仅是因为不能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不愿这么做。普里亚欣显然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到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来了,与斯皮里多诺夫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普里亚欣也许知道叶尼娅与母亲通过信,前不久还给她寄来了写给斯大林的一份申诉书的副本。

娜塔莉娅从头一天起就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交上了朋友,表面看来,她喜欢吵闹,不懂礼貌,爱说些男女之间的粗鲁话,似乎不应该讨得沙波什尼科娃的欢心。有许多人一下子就跟娜塔莉娅处熟了,其中有线路装修工,有涡轮机车间的司机和卡车司机。

安德烈耶夫很生气,一看见儿媳,就对她说:

斯皮里多诺夫这些天特别关心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为她从城里请了两次大夫,帮助薇拉给她拔火罐,有时往她手里塞一块糖,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望着娜塔莉娅,心想,一个多么坚定顽强的美人啊,任何艰难困苦都奈何不了她。娜塔莉娅身上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脖颈、年轻丰满的胸脯、大腿,还有几乎袒露到肩头的匀称的胳膊。“没有哲学的哲学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这样想。她常常发现,那些不习惯于贫穷的女人一遇到艰苦的环境,就变得憔悴不堪,不再修饰自己的外表,薇拉就是这样。她佩服那些季节女工、在重型车间里干活的女工、住在板棚里的军车女调度,她们整天与尘土和烂泥打交道,可总是忘不了卷头发,照镜子,往脱皮的鼻子上扑粉。她们像一群顽强的鸟儿,在恶劣天气照样唱自己心爱的歌儿。

“娜塔莎,有位同志找你,是个军人。”

小米佳胃不舒服,整夜哭闹,母亲的奶不够他吃。薇拉一整天都在房间里和厨房里转,要不就是去买牛奶和面包,洗衣物,刷碗碟,下楼去提水。她的双手冻得红红的,脸被风吹粗糙了,生了许多斑点。由于劳累,由于经常干活儿,她总是心事重重的,显得平静而忧郁。她从不梳头,很少洗脸,也不照镜子,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垮了。她总是迷迷糊糊的,困得要命。一到晚上,两条胳膊、腿、肩膀酸疼不止,极需休息。她刚躺下,米佳又开始哭闹。她起来看他,喂给他吃,给他换包布,抱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过了一小时,他又哭起来,她又起来。天不亮他就醒了,再不睡了,于是她就在昏暗之中开始了新的一天。她睡眠不足,脑袋昏昏沉沉地去厨房拿柴火,生炉子,烧开水,准备给父亲和外婆沏茶,然后动手洗衣服。可奇怪的是,她现在从不发脾气,变得温和而有耐心。

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在炉火暖融的房间里她浑身发冷,在冰冷的厨房里她的额头上却突然冒出汗来。

“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

“你老在家里待着,哪儿也不想去,也没照料好父亲。我昨天洗衣服,发现他的内衣和袜子全破了。”

“全是我的过错。”他说。

“他们控告你什么?”

娜塔莉娅和薇拉走进来,谈话被打断了。

斯皮里多诺夫说:

“有个家,毫无办法,我现在当外公了。”斯皮里多诺夫说着,脸上露出无辜的负疚笑容。

“你去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我要是好点儿,就和你们一起去。”

可是不知为什么,平时精打细算、办事果断的斯皮里多诺夫不想做这些事。

“你这是怎么了,斯捷潘,我们离死还早着呢!我这么个老太婆了,还想恢复健康,还想活在世上呢。”

1943年4月1日,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收到苏联电力人民委员部部务会决议的摘要,决议要求他交接清楚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工作,去乌拉尔接任一个规模不大的泥煤发电站的站长职务。处罚不那么严厉,本来可以把他送交法庭审判的。斯皮里多诺夫没有把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命令告诉家里,他想等一等州委会的决议。4月4日,州委会鉴于他在电厂处境困难时擅离职守,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个决定也很温和,本来可以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斯皮里多诺夫觉得州委会的决定不太公正,因为州委会的同志们明明知道,他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最后一天都在领导电厂的工作,直到苏军开始反攻那天才去左岸看望在驳船底舱分娩的女儿。在州委会会议上他曾试图反驳,但普里亚欣态度严厉地说:

“天生的好管家斯皮里多诺夫,刚刚受了严重警告处分,现在又采购来了。”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苏醒过来,把薇拉叫到跟前,说:

斯皮里多诺夫家里又潮又冷,打碎的玻璃窗上安装了胶合板,钉上了木板,房间里许多地方的墙皮都脱落了。要用水桶到一楼去提水。房间里用铁皮小火炉取暖。有一个房间封上了,他们没有使用厨房,这间房子就做存放柴火和土豆的贮藏室。

斯皮里多诺夫、薇拉和孩子,以及跟随他们从喀山迁来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过去做饭厅的大房间里。薇拉住过的那个紧挨厨房的小屋里住着安德烈耶夫老头。

州委会议散会后,州国家安全处处长沃罗宁在小卖部碰上了斯皮里多诺夫,后者正在那里买奶酪和香肠。沃罗宁用嘲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并且嘲讽地道:

“你发疯了!傻瓜!快起来!”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高声说。

“咱们进城去一趟吧,去看场电影。司机米什卡用卡车拉咱们去。你带孩子坐在驾驶舱里,我坐车斗里。”

娜塔莉娅到来那天,没顾上好好休息,就动手帮薇拉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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