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拒绝承认个性概念和人的概念，它运用大量的总体概念。现代物理学讲的是在这种或那种物理个体的总体中，各种现象的大大小小的可能性。就其可怕的手段而言，难道法西斯主义不是以量子政治、政治概率的规律为基础的吗？
也许科学成为这个可怕的世纪的旅伴并非偶然，它是这个世纪的同盟者。此时他感到万分孤独，没有人能够同他分忧解闷，切佩任距离遥远。而波斯托耶夫会觉得这是古怪的念头，他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他有时觉得科学是一场骗局，妨碍他看见生活中的疯狂和残酷。
似乎当时走在特鲁勃纳亚广场上的不是斯特拉姆，而是另一个人，他激动万分地听着，热烈而自信地争论着。
法西斯主义提出了消灭居民中的某些阶层，消灭一些民族和种族联盟的思想，其依据是，在这些阶层和联盟中，暗藏的和公开的反抗行为发生的概率高于其他阶层和联盟。这显然是玩弄概率和人的总和的花招。
在战前，无论是在研究所里，还是在科学院里，他也不曾听人谈论过此事。
他从来也不曾产生过同娜佳谈论此事的欲望，更不想向女儿解释——她母亲是俄罗斯人，而父亲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时代是希特勒的时代，盖世太保和科学复兴产生于同一时代。同二十世纪相比，物理学尚不发达的十九世纪倒是富有人道的，因为二十世纪杀害了他的母亲。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原则同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原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从抽屉里取出母亲的信，重新读起来。
寒冷的刀锋再一次刺痛了他的喉咙……
母亲……玛鲁夏……托利亚……
他的实验室里有两名优秀科学家——实验物理学家马尔科夫和行为放荡却绝顶聪明的萨沃斯季亚诺夫。但是，如果斯特拉姆同他们谈论这些事，他们会认为他精神变态。
这是否意味着承认切佩任关于发面的那些见解呢？今年夏天他们曾进行过争论，他坚决反对切佩任的观点。他觉得，同切佩任的谈话已成为无限遥远的往事，今年夏天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个傍晚似乎和今天已相隔几十年。
“维佳，我现在住在敌占区，在犹太人隔离区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但我相信这封信能送到你手里……我该从哪儿汲取力量，亲爱的孩子……”
在战前，斯特拉姆从来没想过自己是犹太人，没想过他母亲也是犹太人。母亲从来也没有同他谈过这件事，无论在童年，还是在大学时代。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从来没有一个大学生、教授或班主任同他谈起过这件事。
法西斯主义同人类是不能共存的。一旦法西斯主义战胜了，人类就无法再存在，留下的只是灵魂被扭曲的人形物体。但是，一旦具有理智和善良的人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必然灭亡，那些屈服的物体又重新变成了人。
这当然是荒谬绝伦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必然灭亡，是因为它试图把原子和卵石的规律运用于人类。
索科洛夫容易陷入神秘主义，他对统治者的残酷和不公正往往表现出某种古怪的、宗教式的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