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头发小伙子悻悻地说：
“就是说，不打算离开？”克雷莫夫情不自禁盯着格列科夫那张丑脸，怒冲冲地问。
人们沉默着。
“暂时还没有。”克雷莫夫回答说。
“你们有被俘的吗？”
克雷莫夫向大家问好，回过头来，仔细打量地下室。地下室用隔板隔成两间，一间架着一门团属加农炮，炮筒从墙上捣开的洞口里伸出。
有名迫击炮手问：
“我没有纸。”格列科夫回答说，“没什么可写的，也没时间，再说也没有必要。”
通信员严肃地说：
“那么您的无线电女报务员在什么地方？”
“这个姑娘是德国间谍，她招募了我，后来我把她强奸了，再后来我把她给毙了。”他挺着脖子，“难道您就需要从我嘴里得到这样的回答不成？”接着，又嘲讽地说：“我发现，事情有股惩戒营的味道，是这样吗，首长同志？”
自信和年轻的感觉，同妻子离他而去的痛苦混杂在一起，她曾是他最最心爱的人。
“我干吗检查，我又没有提交过队列表，难道行政管理处要给我们补领供应品？我们吃的是烂土豆，喝的是臭水。”
波利亚科夫老头把盛满烤饼的钢盔端到克雷莫夫跟前。
“是的，就是没有水。”一名红军战士说。
“第二战线还没开辟吗？没任何消息吗？”
克雷莫夫开始向他提出问题。格列科夫回答得懒洋洋的且心不在焉，不断打哈欠，东张西望，好像克雷莫夫的问题影响他思考一些真正重要和需要的事情。
躺在死神用平头铲挖出的大坑里，有这么一种安全感，也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把您换下去怎么样？”克雷莫夫问道。
再远些，石头坑和掩壕里安了几门迫击炮。
“唉，”老头懊丧地说，“下落不明。”
自动枪手又安慰克雷莫夫说：
“没有，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说这些废话干什么，要不是这门炮，我们谁都别想在这儿待着，全被德国人收拾干净了。”
格列科夫默不作声，思忖着，注意地听着，然后说：
地下传来地面上的喧嚣声、拱门的震动声和地下工程的隆隆声。有的地方黑压压的管道密密麻麻，手臂粗的黝黑电缆纵横交错，墙上用防锈漆写着：“马霍夫是头蠢驴。”冲锋枪手拧亮手电筒说：
“最主要的是别俯冲轰炸。”然后又建议：“喂，政委同志，我们快往弹坑那边跑。”
地板上放着带尾翼的迫击炮弹。远处有架蒙着雨布的手风琴。
“六十。”老头答道，并解释说：“我是工人民兵。”他又瞟一眼通信员。
克雷莫夫叫了他一声，他不乐意地转过脸，假意把根指头放在唇边上做了个警告姿势，又拿起了望远镜。过会儿他的肩膀抖动起来，他在笑。他爬下来，笑嘻嘻地说：
格列科夫把沙波什尼科夫和文格罗娃打发走，又过了一天，克雷莫夫在一名自动枪手的陪同下出发，去被德军包围的著名小楼。
“那天，伏尔加河那边一门重炮刚开始朝我们猛轰，科洛梅伊采夫就被气浪打翻在地，他爬起来便说：‘嘿，伙计们，第二战线开辟啦。’”
“您是受一百七十六步兵团团长的管辖。”克雷莫夫说。
“你们知道，我们的机枪在这里待多久了吗？你们还在对岸游游荡荡时，我们已经在这里射击了。”
“谢廖扎在那边吗？”
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目光、急促的动作，还是扁鼻子上的两个大鼻孔，都显得粗鲁和失礼。
“多大岁数啦，老大爷？”克雷莫夫问。
克雷莫夫爬进炸弹坑底，朝上望了一眼。头上是湛蓝的天空，自己的脑袋没有炸掉，还像原先那样在肩上待着。当双方派遣的死神在你头上悲号歌唱的时候，人们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真是件奇怪的事情。
“一盘臭棋。”他瞥一眼克雷莫夫肩章上的绿色杠杠和军衣上的政委星形标志，“您好，政委同志，欢迎光临我们寒舍。”并自我介绍：“楼长格列科夫。您是从我们的地道过来的？”
“政委同志，您别担心，我们这里算是二梯队，大后方。”
“哎，你们的指挥员在哪儿？”克雷莫夫问。
不知为什么，现在，正当克雷莫夫的心中充满生机勃勃的希望，正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具尸体的模样使他大吃一惊。他无数次见到过死人，已经对他们无动于衷。可如今他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尸体醉心于永恒的死，像只小鸟一样孤立无援地躺着，蜷起双腿，仿佛感到了寒冷。
与此同时，激奋、欢愉的感觉依旧如故。突然从方面军司令部发来的密码电报，仿佛向他承认，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一切都是按另一种方式进行的，这里有另一种关系，另一种评价，另一种对人的要求。克雷莫夫重新成为克雷莫夫，不再是残疾军人中的一名残疾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委。危险和困难的任务吓不倒他。当他从师政委的眼睛里、从皮沃瓦罗夫的眼睛里，重新发现党内同志经常对他流露的那种目光，心里充满甜蜜和喜悦。
“瞧，‘6-1’号楼还坚守着，没有向法西斯分子投降。”克雷莫夫大声说，“全世界和千百万人民将为此感到高兴。”
“你们这帮无耻之徒，你们算什么东西！”
一个穿背心、敞着制服的人说：
冲锋枪手不容他喘口气，便说：
“政委同志，您好像在审讯我？”
格列科夫咬咬嘴唇，两条眉毛拧在一起，回答说：
可死者已经不需要面包和武器，他也不再想收到忠贞妻子的来信。他以自己的死表明他不是个强者，而变成了个最弱者，变成了一只连小蚊子和小蝴蝶都不怕他的、死了的小麻雀。
他望着格列科夫，慢吞吞地说：
“楼里有妇女吗？”
“我得到命令，必要时解除您的指挥员职务，由我亲自指挥。为什么您要自讨苦吃，要逼我走这条路？”
“有首长到！”
他们沉默着，在这短暂的沉默中，克雷莫夫克制住自己想让这座被围楼房里的人们服从于他的想法。
但现在他觉得并没有永远失去她。她将同她的魅力，同她原先的生活，一起回到他的身边。他跟着她走！
“这不，在那边前沿上趴着呢。”
支队长趴在高高的砖堆上，正用望远镜进行观察。
“写战斗日记了吗？”他问。
很快他们拐进一条狭窄的地道，朝勉强能够察觉到的灰色亮点方向运动。光点在地道深处变得越来越明亮清晰，爆炸声和机枪的点射声也越来越猛烈。
某种清晰强烈的自信心包围着他，使他深信，他经历了自己命运中新的幸福的转折点。
“跟着我爬！”说着就在坑底黑黝黝的通道里爬行起来，克雷莫夫跟着他使劲往前爬，狭窄的通道变得宽起来，一块顶板竖在上面，他们进入巷道。
“他不在团里，大概上友邻部队了。”
“您还有心思开玩笑呢，”波利亚科夫说，“可我们的谢廖什卡给人撵走了。”
被炮弹打得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中央，一门被摧毁的团属火箭炮旁边躺着个被打死的红军战士。
“是，政委同志。”格列科夫回答说，并嘲讽地补充：“当新村被分割包围后，我在这幢楼里集合起人员和武器，打退了三十次冲锋，烧毁八辆坦克，我上头再也没有指挥员了。”
“安静下来了，德国人休息了。”
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灰色外套、手提鼓鼓囊囊军用提包的政治指导员和几名红军战士，用雨布帐篷拖着反坦克地雷和混杂在一起的大面包从旁经过。
他们在月色如银的寒夜离开了步兵团司令部。克雷莫夫一进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那柏油路面院子，便感到死亡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和清晰。
“格列科夫呀格列科夫，您的脑袋都忙得晕头转向了。我也在包围圈里待过，我也受过审。”
“您是否了解自己部队今天现有兵力的确切人数，检查过吗？”
突然间，克雷莫夫觉得他越来越靠近断头台。但他们终于走上地面，而克雷莫夫首先见到的是人们的脸，它们给他的印象是异乎寻常的平静。
克雷莫夫沉默片刻，盯着他说：
“谢廖什卡在那边吗？”
“没关系，没关系，我会让你折服的。”克雷莫夫心想。
一种既高兴又轻松的无法形容的感觉攫住了克雷莫夫。甚至汹涌狂暴的战争在他看来也并不像是个生死阴阳界，倒像是场落在年轻力壮、充满生命活力的旅游者头上的暴雨。
“我们这上面有德国人走动。”
炮兵们在车间的一堵墙的缺口里安放团属加农炮，并同重机枪手们对骂着。根据争吵者们的手势，可以大致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天空呼啸起来，一发炮弹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爆炸。弹片飞到墙上发出撞击声。走在克雷莫夫前面的冲锋枪手回头望了一眼，看政委是否给打死了。他等克雷莫夫上来后说：
“波利亚科夫是怎么烤饼的，这件事也没人写写？”
“像艘战列舰。”克雷莫夫说。
他们只得边跑，边卧倒，把脸紧贴地面，再跑，再卧倒。有两次他们跳进有步兵埋伏着的壕沟里，他们在被烧毁的楼房中间飞跑，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炸弹的哀号和呼啸……
一个把船形帽歪戴在前额上的老头，俯身站在一堆在地板上燃烧着的篝火边，用刺刀翻动着在盖房用的洋铁皮上烤着的土豆饼，烤好的饼搁在一个钢盔里。见到通信员，他急忙问道：
“那何必呢？”格列科夫答道，“只是得补发点烟草，当然还有迫击炮弹、手榴弹，如果舍得的话，派玉米机送点伏特加和什么吃的东西来……”他扳着指头说。
在这明亮耀眼的日光中，他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将竭尽自己的智慧、意志和布尔什维克的激情重新面对生活。
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克雷莫夫终于明白车间墙边的院子是个平安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