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又一次惊呆了，他的心再次战栗不已，平日里才华横溢、文辞滔滔的大作家，面对陌生而权重的政府系统，变得笨拙而毫无防护能力，无法调动他的言辞，做像样的辩驳。直至后来我们才得知，格罗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哆哆嗦嗦写了一封信，试图拿点儿正当理由顶顶嘴：
1953年至1961年，格罗斯曼在孤独苦寂中，用这八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四周万籁俱寂，身边除了一堆倾注了他全部才华和心血的厚厚的文稿，连个朋友也没有。他轻轻吁口气，苦涩地摇了摇头，闭上疲惫的双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编辑部，他的《生存与命运》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他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后将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他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伤痕累累的文化突围。
四年的残酷战争，母亲及其他亲属在战争中遭受悲惨命运，战后辛勤笔耕却遭贬损封杀，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是最痛苦的，格罗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独无助之中。但亦正是这难言的孤寂，使他能彻底洗涤人生的喧闹与浮名，去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挖掘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蕴藉。
上诉书似泥牛入海，格罗斯曼本应该想到的，但是他在《生存与命运》上实在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对赫鲁晓夫实在抱有太大的希望。面壁八年，他在淡泊和灭寂中使自己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亦使自己有了一份不理会别人颐指气使的勇气和从容，他甚至敢于在自己的书中指出，苏联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法西斯，并非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战后能有更大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他还怕什么？在苏联，在俄罗斯，有许多文人决不怕为真理、为百姓而捐躯，但他们却怕出不了书。格罗斯曼未遭逮捕，他也不怕被逮捕，却在诚惶诚恐、揪心地等待赫鲁晓夫的批复中度日如年。1964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长逝，留下了遭禁的作品和永久的遗恨。
1988年，《生存与命运》漂泊二十余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它的祖国，同苏联读者见面。作品刚在《十月》杂志第一期上刊出第一部分，就引起轰动和读者的强烈兴趣，人们迫不及待地等待刊登它的下一期杂志。作品共分四期连载，每期印数近三十万册，均不到两天便被抢购一空，买不到杂志者只得复印或手抄，真可谓“洛阳纸贵，万流景仰”了。读者纷纷给报刊写信，赞誉这部令人“潸然泪下”又“激动万分”的巨著，称它是这些年来读到的“最为出色的作品”。图拉市一位领退休金的老者给《文学报》写信说：“我记得，当时我怎样读完了格罗斯曼的长篇《为了正义的事业》，怎样等待着它的续篇……幸运的是，我等到了，可令人痛苦的是，为此竟需要三十余年的时间。”（《文学报》1988年第九期）
一场政治旋涡使格罗斯曼沉入了海底，戈尔巴乔夫的一场不成功的政治改革又使他浮上水面。是金子总会发光。历史是公正的，真正的艺术是埋没不了的。
亦有消息说，格罗斯曼生前已经得知他作品的命运。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录透露，赫鲁晓夫当时要么没有阅过格罗斯曼的来信，要么没有弄清它的实质，总之，没有给格氏回信。但他透露，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曾接见过格罗斯曼，并声称：“别再想那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许可能出版它。”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来到《旗》杂志编辑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给接待他的编辑，接着便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许多“出格”作品纷纷破土而出的“解冻”气候条件下，编辑部的编辑、主编们，读了他的《生存与命运》，还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牵连和指控，急忙将全部手稿交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令苏联人谈虎色变的克格勃。格罗斯曼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克格勃官员的搜查，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打印纸和打印色带均被收缴，他的书也再次被禁。
（《文学问题》1988年第十期，第28页）
为何要封禁我这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苏维埃人精神需求的书，这部没有谎言和诬蔑，只有真理、痛苦和对人们的爱的书？为何要对我这部书稿采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没收，并将它当作一个杀人犯那样予以关押？……倘若我这部书满纸谎言，那就让想读到它的人们，让我三十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评判吧，让他们来说说，在我的书中，有的是真理还是谎言吧。但是，读者被剥夺了用世界上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过去和现在我都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庭。
苏联的文化机制非常奇特，一方面愿意颂扬一些人的声誉，哪怕其作品虚假苍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也把一些作家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贬损之，批判之。摇旗呐喊式的颂扬和狂风暴雨般的贬损，都源于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趋炎附势的心态，与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遭此劫难的不止格罗斯曼一人，然而他既不愿从此搁笔、停止创作，也不愿改弦更张、随波逐流，等待他的只能是更悲惨的结局。
另据苏联《文学报》1988年7月6日报道，著名作家巴克拉诺夫在第十九届全苏党代会上的发言透露，苏斯洛夫曾表示，“《生存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不可能出版”。两人的说法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明确的，即掌握生杀大权的重要官员实际上宣判了作品的无期徒刑。不过历史跟苏斯洛夫开了个极大的玩笑，不到二十年，《生存与命运》便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了俄文本。1982年，苏斯洛夫本人未能摆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1984年作品被译成德文，1986年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英文版译者罗伯特·钱德勒在“前言”中称：“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沃尔夫·贝克尔在1984年12月3日的《明镜周刊》上撰文说，“作品令人感动”。格罗斯曼“那种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钦佩”。罗德纳·欣利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1986年3月9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生存与命运》的成功在于作家对“重大主题的高度严肃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文学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那颗冰冷孤寂的心充满希望和新的活力，他下定决心，要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虽然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作家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所要表达的最高思想，是为正义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在《生存与命运》中，一切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地描写历史事件，描写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而是在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象的叙述之中处处绽放着自己的思想之光，以及自己对社会、战争、民族、人类命运的独特见解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