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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命运 作者:瓦·格罗斯曼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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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闭上眼睛躺着,仔细听赫里斯佳是否消失不见。

每当想起发音不清的声音在外屋躁动,接着德国巡逻队便将闯进屋子,他的心脏就几乎要停止跳动。

他喝光牛奶,又全吐了。呕吐搅得他翻肠倒肚,直流眼泪。他好像背过气去,哀号一声吸进一口气,又重新呕吐起来。

老人说:

“赫里斯佳大婶,您来看看吧。”他洋洋得意地说,让她看他改装的带齿轮的双传动装置转动得怎么样。

“我是俘虏。”谢苗诺夫回答说。

“你别吭声。你知道,他们怎么乘坐军用列车到俺这儿来的吗?1930年俺们全乌克兰的粮食都上了军用列车。荨麻都给吃光了,都吃土了……最后一粒粮食都给拿走了。俺男人死啦,他太遭罪啦!俺全身浮肿,嗓子哑了,走不动道。”

有个邻居老太太捎来一封女儿的来信,她女儿被招募到德国当了劳工。信里有些地方谢苗诺夫看不明白,她们就给他解释。姑娘写道:“万卡和格里什卡飞来过,这里的人只好给窗户安上了玻璃。”万卡和格里什卡在空军服役。就是说,苏联空军空袭过德国城市。

可村子里一片呻吟。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在地板上爬,发出勉强能听得见的呜咽声。男人们步履维艰地拖着水肿的腿在院子里趑趄,饿得软弱无力的身子直喘气。女人们费力地寻觅能充饥的东西,所有东西都煮了,吃了——荨麻、槲实、椴树叶、扔在屋后的蹄子、骨头、犄角、未加工的羊皮……城里来的小伙子们却挨家挨户满院子跑,从死人和半死不活的人身旁走过,打开地窖,在板棚里挖地三尺,用铁棍往地里戳,寻找和强征富农的粮食。

“你是乡下人?”老头问。

尼古拉时代他在军队里服过役,当过炮兵,并且能以令人惊奇的记忆力当面给谢苗诺夫复述炮兵口令。他用俄语声音嘶哑地下达口令,再用带乌克兰口音的年轻人洪亮的嗓音报告执行情况,显然他还清楚记得许多年前自己声音的语调。

集中营里有的是饥饿。

“有些德国人也并不太坏。战线穿过俺们村子后,俺家住过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大学生,另一个是画家。常常喜欢逗孩子们玩。后来又住过一个司机,他带着头小猫,出车回来,小猫就到他跟前,他给它喂猪油、奶油。据他说是从边境把它捡来的。他吃饭时,也要抱着猫。他对俺挺和气,给俺送劈柴,有次还扔给俺一袋面粉。可也有的德国人杀孩子,杀死了邻居的大爷。他们不把俺们当人看,在屋子里随地便溺,当着女人面光着身子走路。我们这里有的乡下人当了警察,凶得很,欺压老百姓。”

谢苗诺夫已经认识了一些街坊邻居,认识了第一天不让他进屋的那个邻居老太太。他知道村里的姑娘们晚上常去车站看电影,知道每逢星期六车站有舞会,还有乐队伴奏。他很想知道德国人都放什么电影,但上赫里斯佳大婶家里来串门的只有些老太太,她们不看电影,因此无人可问。

“英雄,打哪儿来?”

人们搞到这样的食物,互相分享,交换,偷食。

不过,无论在集中营或是在军用列车上,他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痛苦难熬。腿火辣辣地胀痛,手指酸疼,全身骨头像散了架,呕吐恶心,打嗝儿,脑袋昏昏沉沉,灰蒙蒙黑漆漆的似灌满了稠浆,一会儿又突然变得空洞洞轻飘飘,天旋地转,眼睛刺痛,眼皮发涩。有时,心脏作痛,突然收缩,好像停止了跳动;体内充满了气,像是死亡已经来临。

她把盆里黑乎乎的脏水倒到桶里,把桶提走。

谢苗诺夫躺下,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身体感受到难以想象的变化,残酷无情的世界想消灭这头被折磨得半死的“牲口”。但没能得逞。

“什么也没有,你走吧。”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在门后回答他。

老妪从箱子里取出一件衣服和一条男人外裤。她帮谢苗诺夫脱掉衣服,把他的内衣卷成一团。他闻到自己脏身子上和浸满屎尿的裤子上的那股臊臭味。

一股暖气朝他扑来。头开始发晕,他躺倒在门旁的条凳上。

他问赫里斯佳大婶德国人的情况。

她回答说:

他对谢苗诺夫说,起先大家还希望德国人会“废除”集体农庄,可德国人悟出原来集体农庄对他们是件好事,于是便搞什么五户一保,十户一甲,还有那些班组啦、小队啦。

这时赫里斯佳说:

窗户上有个人影一闪,进来一名妇女,见到谢苗诺夫,大声喝道:

“把我赶出去之后,她要消毒。”他思忖着。

“也许,您也当过富农?”他问。

他们几乎相互不说话。她不提起1930年死去的丈夫、杳无音讯的儿子们和离家去了普里卢基、忘了母亲的女儿。她也不问他是怎么被俘的,他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

溪水在沟渠里潺潺流淌,叹息着,溅到岸边,哗哗作响,但它也会汹涌咆哮,发出巨响,它拖曳大石,冲倒大树。当你见到河水在狭窄的河道上咆哮着拍打礁岩时,心都会打战。仿佛那不是溪流,而是无数亮晶晶沉甸甸的铅块在狂暴而充满活力地翻腾。

“富农分子顽抗到底,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爱惜。”

邻居走了。谢苗诺夫躺下睡觉,可赫里斯佳用手支着颧骨坐着,望着黑漆漆的夜空。

她用粗麻布灰手巾替他擦干净泪水涟涟的眼睛。还有头发、肩膀。她托住谢苗诺夫的腋下,扶他坐在长凳上,弯下腰,擦干他2条柴棍似的细腿,给他穿上衬衣和长衬裤,扣上布扣子。

在靠近前线的一个集中营里,他倒从未挨过拳头、枪托和皮靴。

那天晚上,赫里斯佳家里来了一个高个子瘦老头。他打量一下谢苗诺夫,用纯正的俄语说:

村子里没有德国人,他们全住在车站附近的铁路新村里。

“我们都是俘虏。”

“不是。”谢苗诺夫答道,“我出生在莫斯科,我父亲生来就是莫斯科人。”

他对手摇磨粉机很感兴趣,只是它的生产效率太可怜,才磨出几把生面粉,他的脑门上已是汗津津的。

有时人性会在人身上完全泯灭,饥饿的实质变成了可以杀人,可以吃尸首,可以人吃人。

谢苗诺夫躺在炉子顶上想:怎样能够更好地磨面?

谢苗诺夫蹒跚着走进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饲料!食品!饭菜!食物!给点吃的,垫补肚子!胃口很好,大吃特吃!稀汤!粗茶淡饭!营养!各种各样的伙食:油腻的,大肉的,病号的,定量的!各种各样的宴席:丰盛的,精致的,简单的,乡下的!美味佳肴。饭食。猪食……

他很少去想前不久的那些日子,不去回想克雷莫夫政委、斯大林格勒、德国集中营和军用列车。但每天晚上他都在睡梦中叫喊哭泣。

饲料匮乏,结冰降雪,草原和林区的干旱、水灾和瘟疫,减少了马羊的总头数,使狼、狐狸、鸣禽、野蜂、野骆驼、河鲈、蝰蛇大批死亡。在天灾人祸中,人同动物处于同等地位。

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是车站军代表,他望了几眼靠在消防棚墙边坐着的半死不活的红军战士。

这一天,不是强大国家那残酷无情的力量,而是人,一个叫赫里斯佳·丘尼亚克的老妪决定了他的生存与命运。

赫里斯佳大婶拖长声音痛苦地说:

太阳从灰色的云层里注视着战时的大地,一股风经过战壕和土木发射点上空,经过集中营铁丝网上空,经过观礼台和特别部上空,在农舍的小窗户底下轻声呼啸。

“那有什么,集体农庄那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们那里到处是集体农庄。”

有天夜里,他从炉子顶上下来,在地上爬,钻到床底下睡到天亮。可早晨醒来,他又记不起来他梦见了些什么。

他睁着红肿的眼睛,见到拿来抹布的她开始擦地板。

“我说呢,”老头夸口说,“要是你那阵在集体化运动时期待过,非饿死不可。一个城里人,立刻就得完蛋。我怎么能活下来?那是我熟悉大自然。你以为,我吃的是槲实、椴树叶、荨麻、滨藜吗?它们一下子给吃了个精光。可我认识人可以吃的五六十种植物。所以我活了下来。春天刚到,一片叶子都没了,我开始从地里挖小根吃。老弟,我什么都懂,我熟悉一草一木,树根树皮,花卉草茎。牛啊、羊啊、马啊,不管什么动物全完了,可我没死,我比它们食草动物还食草动物哩。”

他什么也没回答。很清楚,他是谁。

“莫斯科人?”赫里斯佳慢吞吞地又问了一遍,“我可不知道你是莫斯科人。”

“唉,集体农庄,集体农庄!”

途中第十一天,列车停在米哈伊洛夫村小车站,卫兵把处于昏厥状态的谢苗诺夫从车厢里拖下来,交给了车站当局。

谢苗诺夫很吃惊,原来赫里斯佳老太太也跟他一样挨过饿。他原以为,饥饿、瘟疫对善良的女主人是无能为力的。

“妈妈……好妈妈……好妈妈。”

然后她轻轻地像提小鸡似的扶谢苗诺夫欠起身子,帮他爬到炉子顶上。

她在炉子顶上铺上熟羊皮袄,盖上条纹麻布,从床上抱来大枕头,放在床头。

“我们可不是像德国人那样的野兽。”谢苗诺夫说,“赫里斯佳大婶,我住在您家里您不害怕吗?”

谢苗诺夫用锉刀和砂纸把传动装置打得锃亮,把联结机械和石磨盘的螺栓拧紧。他作为内行的莫斯科机械师,理应干的一切都干了,把乡下工匠的粗糙活儿全都修整了一遍,可磨粉机打这以后工作得更差劲了。

每当想起他生活在温暖宁静之中,而周围正在打仗,他倒也心安理得,因为他十分害怕再落入集中营和饥饿世界之中。

第二家他敲了很长时间的门,谁也不搭理。也许农舍是空的,也许从里面反锁了。

女主人把一铁锅水放在炉子上。水开始热起来,冒起蒸气。老妪好像板着脸,看上去并不和善。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瓦西里·丘尼亚克不再呻吟,停止了呼吸。这时,城里来的那帮小伙子又闯到屋里,一个蓝眼睛的人走到死者跟前,用难听的喀查普语,就像谢苗诺夫说的那种俄罗斯方言说:

他不敢上街,每次上院子之前,总是先久久盯着窗子,又总是急忙返回屋子。如果门响得重一点,或是缸子掉在地上,他都会吓一大跳,好像觉得好日子已经结束,老赫里斯佳的魔力已经不起作用。

第一家没让他进去。

可此刻他见到了小米、土豆、圆白菜、腌猪油,他还听到了公鸡打鸣。他像小孩那样认为,世上有两个巫师——善良的和恶毒的,他一直害怕那个恶巫师又将打败善巫师,吃饱穿暖、善良的世界又将消失,他又将重新啃自己的皮带。

饥饿也似河水那样同生活有着经常而自然的联系,突然它变成消灭肉体,摧毁精神,毁灭千百万生灵的力量。

饥饿一点点榨干了人体细胞里的蛋白质和脂肪,饥饿使骨骼变软,孩子们佝偻的小腿变畸形,血液稀释,头晕眼花,肌肉干瘪,神经组织萎缩。饥饿使精神压抑,失去欢乐,丧失信心,失却思维能力,滋长顺从、卑鄙、残忍、绝望和冷漠。

过了四天,谢苗诺夫从炉子顶上爬下来,开始在屋子里走动。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原来世界充满了各种食物。在集中营生活里只有烂甜菜,仿佛地球上只有这种浑浊的带霉烂味的稀汤。

“您是什么人?”

谢苗诺夫呼吸急促沉重,他环视一下白墙、圣像、桌子和炉子。待过集中营的露天牲畜圈,这一切让他战栗不已。

“哪是什么富农。全都没有活路,比战争时期还惨。”

她帮谢苗诺夫坐进洗衣盆里,他那被虱子咬伤的身子感到了她粗糙有力的手掌的抚触,他的后背和前胸流满温暖的肥皂水。他突然呛了口水,全身颤抖起来。他尖叫一声,咽下一口鼻涕,情不自禁大叫道:

在另一处,姑娘写道:“针脚很密,就像在巴赫马奇时一样。”这同样指飞机飞去过,同战争初期德国人轰炸巴赫马奇车站时一样猛烈。

赫里斯佳叹了口气,画了个“十”字,开始铺床。

土豆皮,狗,青蛙,蜗牛,烂菜叶,霉甜菜,死马肉,猫肉,乌鸦肉,发霉的生种子,皮腰带,皮靴筒子,糨糊,军官伙房流出的浸透泥土的油腻腻的泔水——所有这一切全是饭食。这是透过大坝渗出来的东西。

早晨一醒来,他不敢立刻睁开双眼,生怕魔法在一夜间消失,他又将见到集中营的电网和卫兵,听到空饭盒的叮当声。

“让他爬到村子里去吧,在班房里他一天就得死,把他毙了又没什么意思。”军事代表对翻译说。

他好几次见到装着土豆和粮食的卡车在村子的街道上驶过,有一天还看见一辆轻型奥培尔牌汽车。发动机马力很大,车轮在农村的泥泞地里不打滑。

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能够采取强制和人为的手段紧缩生活,勒紧人们的裤腰带。这时如同在狭窄河道里奔腾的河水,饥饿那可怕的力量便会震撼、扭曲、摧残和消灭人、种族和民族。

他想对她说,他自己会把一切收拾干净、洗干净,只是请她别把他赶走。但他只嘟哝了一句,用颤抖的手指了指。时间一点点过去。老妪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她没有撵谢苗诺夫走。也许她让邻居去领德国巡逻队来,或是去叫警察?

翌日早晨,他重新把磨粉机捣鼓了一遍,把车轮和老挂钟的部件全利用上了。

她摇摇头说,村子里许多家都住着战俘,当然都是些回到家乡的乌克兰人。但她可以说,谢苗诺夫是她的外甥,是随丈夫去了俄罗斯的姐姐的儿子。

接着,他骂起德国人来。

司机谢苗诺夫是同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一起被俘的。在靠近前线地带,经过十周饥饿的集中营生活之后,他们又同一大批红军战士一起被送往西部边境。

当女邻居朝赫里斯佳屋子走来,谢苗诺夫便急忙爬上炉顶躺下,竭力不出声,不打喷嚏。但邻居们很少上他们家里来。

记得那年是个丰收年,麦子长得像堵墙,高及她的瓦西里的肩头,没过她赫里斯佳的头顶。

谢苗诺夫说:

老妪递给谢苗诺夫一缸子牛奶,他贪婪而又艰难地看了一眼,喝了起来。

国家可以筑起大坝,把小麦、燕麦同播种它们的人隔开,从而造成大批人可怕地死亡,如同希特勒围困期间几十万列宁格勒居民的死亡,如同希特勒集中营里成百万战俘的死亡。

他竭力忍住呕吐,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女主人将要把他撵出去,因为他又脏又令人嫌恶。

第三家的门半开着,他走进外屋,没有谁叫住他,于是谢苗诺夫走进了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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