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夫琴科打开一个红色纸夹，把一封打印好的信递给斯特拉姆。
这时，巴季因低声说：
他慢慢读着。一个个字挤进脑髓，但却没有被吸收，犹如苹果上附着的沙粒。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算了吧。您对政治问题具有出色的分辨能力，您的逻辑严谨，想想看，有多少次您十分尖锐地谈到了政治问题。”
她把事情记下之后，继续坐在那里。
几百万吨重的岩石又要落到他的肩上……普列特尼奥夫教授！斯特拉姆立刻回想起《真理报》上那篇写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指控老医生的肮脏勾当的文章。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连声说，“还有什么？”
“当然，肯定会引起公愤。”科夫琴科用敏锐而亲切的目光盯着斯特拉姆的眼睛说。
这时，他发现，希沙科夫惊呆了，因为这个最难对付的老头儿今天变得随和了。
“是这样，”希沙科夫说，“现在国外，主要是在英国，发起了一场卑鄙的运动。我们承受着战争的主要压力，而英国科学家们不去要求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反而发起一场稀奇古怪的运动，煽动对我国的敌对情绪。”
“唉，我的天哪！理解我吧，我良心备受煎熬，我难过，苦恼，我没有这个义务，为什么一定要我签名，我痛苦极了，饶了我吧，让我的良心得到安宁吧。”
“干吗要劝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呢？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有一颗俄罗斯苏维埃爱国者的心。”
正是这种友情和信任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失去了力量。
“您听得出我是谁吗？”
这时，巴季因和科夫琴科走进办公室。斯特拉姆明白，希沙科夫等候着他们，大概是事先与他们约好的。希沙科夫甚至没有向进来的两人解释他们谈话的内容，就说：
他立刻感到一阵恶心。就像在那次要求他发表悔过演说的会议之前一样，他又感觉到了自己的可怜又可卑。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
斯特拉姆看了看表说：
“这是一份以书信的形式所拟的文件。”
斯特拉姆把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请她在明天以前把照片洗出来，以便检验用新设备所做的实验的情况。
像往常一样，发表的东西似乎就是真理。看来，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作品，使我们习惯于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出版物。不过，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斯特拉姆清楚地意识到，报纸在撒谎，普列特尼奥夫教授是遭人诋毁的。
“我想我没有迟到。”
“所以，要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签名……”巴季因说。
最令人惊奇的是，不久前还对他不屑一顾、充满怀疑的人，现在却极为泰然地向他表示信任和友情。而他，尽管时刻记得这些人对他的残酷，却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友情。
“不，不妨碍，瞧您说的。”斯特拉姆说。他心里在想：“有些人真走运，他们总是开一句玩笑来搪塞别人，要么是在别墅里，要么是生了病，要么……”
人是非常奇怪的动物！他有放弃生存的勇气，却突然变得舍不得拒绝蜜糖饼干和水果糖。
试试看，抛开那只主宰一切的手吧，它正在抚摸你的脑袋，拍打你的肩膀。
斯特拉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
“你什么也没有拟好，那是别人写好送给你的。”斯特拉姆心想。
然而，时过不久，普列特尼奥夫和克林姆林宫医院的著名内科医生列文就被捕了，并且承认自己害死了高尔基。
天哪，他听出来了。似乎不仅仅是凭听觉，凭他那握着电话听筒的发凉的手指，他听出了这个声音。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在他生活中的艰难时刻，她又来了。
“不过，亲爱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斯特拉姆说，“切特韦里科夫确实被逮捕了。”
“同志们，我坦率地说，这里有些措辞我觉得不够妥当，这些措辞仿佛在给我国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们抹黑。”
他又读：“德国法西斯复活了中世纪巫婆的伎俩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重新点燃了宗教裁判所的篝火，恢复了刑讯和拷问，苏联人民正面对面地与之搏斗。”
“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科夫琴科说。
“好了，好了，我知道这种事电话上不方便说，等你来了，我们再面谈吧。”切佩任说。
他读：“你们袒护像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这样玷污了医生崇高称号的不齿于人类的恶棍和败类，实际上是为仇视人类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效劳。”
他无法相信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列文医生是害死伟大作家的凶手。他母亲来莫斯科时曾请列文医生会过诊，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也在他那里治过病，他是个聪明、含蓄、温和的人。什么样的恶魔才敢如此凶残地诋毁这两位医生？
“主要就是这些。他们还提到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并成立了为他辩护的委员会。”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们谈话不妨碍您吧？”
“当然。”希沙科夫说，“我们科学界有些人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给这种卑鄙行为以应有的驳斥。我们拟好了一份文件。”
希沙科夫见斯特拉姆来了，就说：
“说吧，说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把您的建议说出来，我们很愿意修改您觉得不妥当的措辞。”
他开始读信的第一页。
他挂了电话，两手捂住了面孔。
他望了望斯特拉姆的眼睛，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熟悉这种坦诚的目光，人们干坏事时往往是用这种目光看人的。
“亲爱的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今天找您是有件特别的事。”希沙科夫微笑着说，挽起斯特拉姆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自己的安乐椅前，“事情很重要，但不大令人愉快。”
“我读过了，写得不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上面签名的人不要多，只要我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一些在欧洲和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人签名就行了。”
可是，讨厌，在这封卑鄙的信上签名真叫人讨厌。他头脑里浮现出一些话语和回答“……同志们，我病了，我有冠状血管痉挛。”“胡说，你是想借病逃脱，你的气色好极了。”“同志们，你们干吗要我签名，我只在为数很少的专家中有点名气，国外很少有人知道我。”“胡说（这个“胡说”听起来很舒服）！人们知道您，而且不是一般的知道！其实有什么好说的，要把这封信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没有你的签名这是不可想象的，斯大林同志会问：为什么没有斯特拉姆的签名？”
科夫琴科说：
假如有人朝他喊叫，冲他跺脚，动手打他，他也许会暴怒，浑身会充满力量……
三个人望着斯特拉姆，他们的目光友好、亲切、坚定。在这里都是自己人。希沙科夫对斯特拉姆亲如兄弟，承认他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科夫琴科极为恭敬地仰望着他。巴季因的眼睛在说：“是啊，过去我以为你做的事情与我格格不入。但是我错了。我没有明白自己的错误。党纠正了我的错误。”
这时，他想象到一个折磨人的不眠之夜。他犹豫不决，踌躇不定，突然下定决心，但又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害怕，又开始犹豫不决，又做出决定。这一切就像无情的恶性疟疾折磨着他。他一连几个钟头受着这种折磨。他精疲力竭。快点儿吧，快点儿，快点儿。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必须告诉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这个运动直接对法西斯匪帮有好处。看来，是第五纵队的坏蛋们蓄意煽动的。”
“没什么，早已习惯了。”斯特拉姆说着，不感兴趣地扫视一下这位著名院士的办公室，“我们就谈谈这件不大令人愉快的事吧。”
希沙科夫耸了耸肩。
唉，没关系，没关系，还有娜佳呢，她快回来了。天哪，天哪，他干了些什么……
临下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希沙科夫问他：坐得是否舒适？光线暗不暗？要不要给他换把安乐椅？不，不，他坐得很舒适，非常感谢。
“您知道，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与安全部门的工作毫无关系。不过，他如果真的被逮捕了，那么无疑是因为他犯有罪行。我和您就没有被捕嘛。”
“是的，是的，是的。”斯特拉姆说道，“不过，这场运动到底要干什么？”
斯特拉姆一整天没有工作。谁也没有打扰他，也没有电话打来。他无心工作。他之所以没有投入工作，是因为这一天他觉得工作枯燥无味，没有意义。
他那双褐色眼睛里闪烁的目光过于友好，以至于斯特拉姆没能说出内心油然而生的想法：“既然苏联广大知识分子从来没见过《纽约时报》，他们又怎么能被激怒呢？”
他掏出自来水笔。
“当然，”希沙科夫说，“正是这样。”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他们在预审时就招认了，他们在法庭上供认不讳。既然他们承认杀害了伟大作家，还能再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吗？
“我正想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见面的事呢。”
然而，天哪，同事们要他签名的这封信太可怕了，这涉及一些多么可怕的事件啊。
真是胡闹，干吗要诬蔑自己？这与蜜糖饼干和水果糖有什么关系？他向来不计较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他的思想、他的工作、他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都是有用的、宝贵的。这确实是一种幸福！
拒绝在信上签名？那将意味着同情杀害高尔基的凶手！不，不行。怀疑他们供词的真实性？就是说，是被迫招供！只有严刑拷打，才能逼迫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供认自己是雇佣杀人犯，因此被判处死刑，留下永久的屈辱。然而，除非发疯才有可能流露出对这个问题的怀疑。
希沙科夫说：
但他即刻感到虚弱无力，仿佛被磁化了，他有一种吃饱喝足、养尊处优的牲畜所具有的温驯。他惧怕生活再次被毁灭，惧怕新的恐怖事件。
斯特拉姆从希沙科夫头几句话就听出了这次谈话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只是不知道希沙科夫要他做什么，是在学术委员会上发言，写文章，还是参加投票表决……现在他明白了：是要他在一封信上签名。
斯特拉姆耸耸肩，哼哼哈哈了一阵，这些动作可以被认为是对希沙科夫和科夫琴科的赞同。
“我用的是公用电话，声音很不清楚。”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好些了，我现在有点儿空了。您如果能出来，明天八点钟到那个街心花园来一下。”她忽然叫道：“我亲爱的，我心爱的人，我的爱。我为你担心。他们为那封信的事到我们家来过，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相信，是您，是您的力量帮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挺住了，一切都被我们顺利地对付过去了。可我马上想到，您在这件事上一定会损害自己。您是那么倔强，往往别人碰得疼一下，您就会碰得流血。”
谁在那封信上签了名？切佩任？约费签了名，克雷莫夫呢？曼德尔施塔姆呢？真恨不得藏到别人背后，但毕竟是无法推脱的，那样做无异于自杀。根本没有的事，他可以拒绝。不，不，一切都是正当的，并没有人威胁他。如果是出于本能的恐惧而签了名，心里倒也好受些。然而，他不是由于害怕才签名的，而是出于一种含混不清、令人讨厌的驯服意识。
天哪，简直把人弄糊涂了。
他已经明白自己处境的可怕：今天使他精神痛苦的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朋友对他的信任。
这些诽谤之词充满中世纪的愚昧。医生是杀人犯！医生们杀死了伟大的作家——俄国最后一位经典作家。这种血腥的诽谤对谁有利？巫婆的伎俩、宗教裁判所的篝火、处死异教徒、烟雾、臭气、沸滚的焦油……所有这一切怎么能跟列宁，跟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
“看了战报，有许多好消息。”切佩任说，“不过，我这儿什么事情也没有。哦，对了，今天我顶撞了几位可敬的人物。您听到那封信的事了吗？”
真想到街上去奔跑、呼喊……只要能摆脱这痛苦，这惭愧。可这还不是全部，仅仅是个开头。
希沙科夫身材魁梧，大脑袋，满头银发，穿一身灰色礼服，站在他面前。但斯特拉姆觉得，希沙科夫那双眼睛现在看来并不那么冷漠、目空一切，这是一个饱读大仲马和梅因·里德作品的小男孩的眼睛。
回到家里，他没顾上脱大衣就立刻给切佩任打电话。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站在他面前，他拨动切佩任的电话号码时，他相信，他确信他这位老师和朋友出于对他的爱也会狠狠骂他一顿，会无情地挖苦他。他非常着急，甚至没顾上告诉柳德米拉他在那封信上签名的事。天哪，柳德米拉的头发白得多快呀。对，对，好极了，是白发人的过错。
“请进，请进，同志们，请坐吧。”然后转向斯特拉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这种荒唐的流言转移到了美国，在《纽约时报》上刊出，不言而喻，这引起了苏联广大知识分子的愤怒。”
“有人告诉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知道这封信的事，并称赞我国科学家的这一倡议。”
“同志们，这一切事关重大，所以我要好好考虑一下，请允许我哪怕到明天再作决定吧。”
他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对她说，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就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以前总觉着有些东西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可我现在要说：您明白吗，您为我和其他人做了什么？对人们来说，这比那些伟大的发现还重要。因为有您活在这世界上，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舒畅。您知道那些钳工、女清洁工和看门人说您什么吗？他们说您是个正派人。我有好多次想到您家里去，可我不敢。您知道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一想到您，我心里就轻松了，愉快了。谢谢您活在这世上。您是一个真正的人！”
是的，是的，是这样。“在我们国家，科学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国家的关怀，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这种情况。”
“是的，听到了。”
怎么？重新把自己置于与集体对立的位置？再一次忍受孤独？也该认真对待生活了。他得到了以前做梦都不敢向往的东西。现在他受到重视和关怀，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可他从没提过任何要求，也没有认过错。他是胜利者！他还想要什么呢？斯大林给他打了电话！
“同志们，请你们理解我，看，你们这里写着：人民的敌人巴别尔，人民的敌人作家皮利尼亚克，人民的敌人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人民的敌人演员梅耶荷德……但我是个物理学家、数学家、理论家，有人说我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原因就在我研究的领域太抽象。说实在的，我是个不合格的人，这种人最好是不提名，我对他们的事情一无所知。”
这时，巴季因插话说：
忧伤、憎恶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预感自己将要屈服。他感受到这个伟大国家的温和的气息，他没有勇气投入那冷酷的黑暗之中。没有，今天他没有这种勇气，并不是恐惧阻止他，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是疲惫，是顺从。
他用询问的目光望了她一眼。
“这是一场诽谤运动。”希沙科夫说，“他们公布了一个凭空捏造的被我们枪毙的科学家和作家的名单，透露了一个虚假的因政治罪被我们镇压的人员的数字。他们以莫名其妙的热情，我敢说，他们这种热情值得怀疑，试图推翻由审讯和法庭判定的普列特尼奥夫和列文医生害死高尔基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家与政界关系密切的报纸上发表的。”
斯大林同他谈过话。现在坐在他身旁的人都记得这件事。
他接着读下去：“我国男儿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洒下的鲜血，标志着与希特勒匪帮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转折点，而你们却在违心地保护第五纵队的喽啰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