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孩子。”娜佳答道，自己也乐了，“他已经连着打了四天，终于给打通了。”
这真是些莫名其妙的日子，内心同时充满喜悦和不安。看来，德国人依旧强大得令人可怕，准备着一次次新的残酷打击。
“你是谁？”斯特拉姆严厉地问。
“女主人。”司机说，朝斯特拉姆眨巴下眼睛。
司机提上来装食品的口袋和塞满床上用品的行李袋，往凳子上一坐，开始卷烟。
邻座们在聊莫斯科的下水道和供暖设备，聊自由自在不按汇划单和住房面积缴钱的人们，聊带什么东西到莫斯科划算。斯特拉姆对聊这种日常生活话题感到生气，不过自己也聊起了房屋管理员和自来水管道。晚上睡不着觉时，他也想起得上莫斯科凭证供应商店登记，想起电话是否给撤了。
“请上我们家来。”斯特拉姆说，“您怎么样，晚上有空吗？”
“是谁给你打电话？”斯特拉姆问娜佳。
“秩序，秩序。”司机说，“您瞧吧，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人们也将陆续从疏散地回来，住房条件只会变得更差。我们厂里前不久回来一个受过两次伤的工人，当然，房子给炸毁了，带着一家子住进不是人待的地下室里，老婆当然怀孕了，两个孩子得了结核病。水把地下室给淹了，比膝盖还深。他们在凳子上铺上板子，顺着板子从床上跨到桌子上，又从桌子跨到炉灶上。他开始求爷爷告奶奶，上党委，上区委，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全都答应，全都允诺，可就是不兑现。晚上他把妻子、孩子、破旧衣物抱上五楼，占据了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一间备用房。房间8……4平米。这样整个事情就乱了套啦！检察员把他召去，限他二十四小时内腾出房子，否则去蹲五年劳改营，两个孩子送保育院。他有什么辙？为战争他得过勋章，他把它们全别在胸脯上，别在肉上，午休时当场在车间里上吊自缢了。小伙子们发现后，立刻咔嚓一下剪断了绳索。他被送进医院急救。出事以后立刻给了他住房证，他暂时还在医院里，但此人够走运的——面积不大，可挺舒适。这一手够绝的。”
但她并不理会他的玩笑话，喃喃地说：
“维佳，维克托，你到托利亚的屋子去一下，把中国花瓶放到他书柜上，我把它擦干净了。”她满脸通红，眼睛里露出忧虑的目光。
看来，回莫斯科，他们将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激动。看来，只有对安娜·谢苗诺夫娜、托利亚、玛鲁夏的痛苦和对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死者的怀念，会同回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占据整个心灵。
“为什么不，当然行。只是您得为此付给我面包。”
斯特拉姆在寒冷多雪的日子里同妻子女儿一起回到了莫斯科。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不想中断工厂的工作，留在了喀山，尽管斯特拉姆已经着手替她在卡尔波夫研究所安排工作。
“你瞧，托连卡，我终于来得及把一切都整理好，你的房间也收拾好了，仿佛未曾有过战争，我心爱的孩子……”
晚饭在厨房里吃。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做了烙饼和煎肉饼，稀饭是白天就熬好的。
“你真傻。”斯特拉姆说，“看看这些雪堆。”
另一个说：
“只是管院子的人不扫雪，就能使文明毁灭了？”
“我真是幸福。”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直想哭。”
“维佳，你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够了吧，来帮我挪下碗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叫道。
斯特拉姆走到窗前，娜佳站在卡车边那堆东西旁，又蹦又跳，直往手指上哈气。
脏雪如小山似的堆在人行道两旁。市郊的街道上，乡村小道般的通道把建筑物同电车站和食品店联系起来。许多窗户里伸出的铁皮烟囱冒着烟雾，楼房的墙上挂着被油烟熏黄的冰锥。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向她解释：
可恶的女列车员打扫包厢时，从座位底下扫出斯特拉姆扔下的鸡骨头，说：
“电梯当然不开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嘟哝着，朝司机转过身子，“同志，您不帮我们把东西提上三楼？”
“怎么啦，小姐？”斯特拉姆问，“你在喀山一直向往的莫斯科是这样的吗？”
他想：马尔科夫已经仔细考虑了新实验装备安装的各项细节。只是得一星期后他才能去莫斯科，没有他工作就无法启动。糟透的是，无论是索科洛夫还是我，都是书呆子，是两个只会动脑不会动手的理论家……
瞧，他们又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丈夫和妻子。
他们卸下卡车上的货载，让娜佳留下看东西，而斯特拉姆同妻子一起上楼。他们走得很慢，并且感到惊讶，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上漆布面磨损的黑门、熟悉的信报箱。多么奇怪，街道、房子、东西，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一切都没有消失，它们依旧，它们中的人依旧。
斯特拉姆打电话给波斯托耶夫，但他们那里好像还没有通电话。
晚上，他来到索科洛夫一家乘坐的另一节车厢。头上系着花头巾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正在铺床，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下铺，她自己睡上铺。她关心的是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否舒适，对斯特拉姆的问题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甚至也没问问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身体怎么样。
其中一个说：
天哪，天哪，全过去了。敌人给挡住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仿佛1941年6月21日，那个星期六就是昨天。仿佛一切都没变，又好像一切全变了！犹如外人走进家里，他们已经是另一种心情，另一种命运，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为何如此忐忑不安，如此枯燥无聊？为何失去的战前生活显得那么美好幸福？为何想起明天就那样令人苦恼——票证发放处，户口登记处，用电限额，电梯一会儿开一会儿停，订阅报纸……晚上躺在自己床上又得重新听到熟悉的钟声。
他的眼前出现一批人，高喊“给支烟抽”、“给点烟草”。出现两个青年管他叫阿布拉姆。波斯托耶夫曾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过一句怪话，当时索科洛夫谈到青年物理学家兰德斯曼的工作，波斯托耶夫却说：“行啦，兰德斯曼算什么，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用第一流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说着拥抱索科洛夫，补充道：“可最主要的毕竟是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
在卡纳什车站，列车停在一列装满囚犯的军用列车对面。哨兵在取暖货车旁来回走动，囚犯们一张张苍白的脸紧贴在带格栅的小窗户上，哀叫着“给点烟草”、“给支烟抽”。哨兵们大声骂着，把囚犯从小窗户前轰走。
很晚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还在忙家务活。她把刷子缠上抹布掸干净天花板和墙上的灰尘。她洗刷干净枝形吊灯架上的尘土，又把枯花扔到黑漆漆的楼道里。她收集了许多破烂、旧纸、碎布，牢骚满腹的娜佳提着桶往污水坑里倒了三次垃圾。
他怎么也不能入睡，试着想即将来临的同朋友们和切佩任的见面。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他的研究成果。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可是胜利而归的，古列维奇和切佩任将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你还舒适吗，柳达？”
“你好，我哪儿也没去，妈妈让我倒垃圾哩。”
娜佳刚进家门，斯特拉姆就对她生起气来。
“现在我去把柳德米拉叫来，她接着同您谈自来水管道的事。”并且马上用明显的寻开心的语气补充：“可惜，真可惜，您不来，否则我们可以读读福楼拜的诗篇《马克斯与莫里茨》。”
“你最好把领子放下来。”他说，可娜佳不耐烦地挥下手，朝厨房嚷嚷：“妈，我饿得要命！”
“瞧，有水，就是说厕所可以用。”
“哪怕有条狗给我来个电话也好。”斯特拉姆说。
于是，他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气，在他看来她是他所熟悉的女性中比较温顺、比较善良的女人。他想：“一只红鼻子母兔。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个乖僻、随和、稳重的人，但同时又是个疑心很重、城府很深、爱记仇的人。是啊，真够她这个可怜人受的。”
是啊，凯旋，凯旋。
晚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醒了。柳德米拉穿着衬衣站在托利亚房间前，房门敞着。她说：
“东西被人偷了谁负责？”司机问。
“人并不明白，他所创建的城市并非大自然的天然部分。为了从狼群、风雪和杂草那里夺回自己的文明，人不应该放下自己手中的火枪、铁锹和扫把。只要一疏忽大意，稍稍分心一两年，那就全完了。狼群便会从森林里出来，杂草就会丛生，城市会被大雪和尘土淹没。有多少大都城已经毁于尘土、大雪和风暴。”
“那我走了。”斯特拉姆说，又一次对索科洛夫一家没有挽留他而感到难受。
突然间电话铃响了，一个男孩的声音打听娜佳，可娜佳此刻正提着垃圾桶完成她的“航程”呢。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思忖着，“自己睡上铺，那里更舒适和凉爽些？就这种旧家庭的生活习惯？”
“这并不重要，一个熟人。”
“我同谁絮絮叨叨了，在莫斯科谁也不需要我了。”斯特拉姆说，“哪怕给我来点吃的也好呀。人家索科洛夫已经酒足饭饱，躺下睡了。”
娜佳不高兴地皱皱眉头，耸耸肩。
奇怪，真奇怪。在饱经战祸、痛苦和流浪的一年里，他竟然会在疏散地喀山做出了自己最大最主要的研究成果，这他能想象得到吗？
他跟在妻子后面走着，突然记起夏天的莫斯科之行，记起漂亮的尼娜，记起她与他同饮葡萄酒，那空酒瓶现在还在厨房的泄水盆边放着呢。
斯特拉姆心想，柳德米拉不会先进托利亚的房间的，但他错了。
他们走进单元，把几个屋子都走了一遍。她没有摘下头巾，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摘下电话听筒，朝它吹了吹，说：
电话能用吗？煤气通了吗？难道一百多年前人们把拿破仑赶走后回到莫斯科，想的也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看来，柳德米拉把家里搞得乱上加乱，衣服到处都是，从碗橱里倒腾出来的一套炊具还在地板上放着，大锅小锅、洗衣盆、口袋，在屋子里和过道上走路都受到了影响。
他对娜佳发火：母亲刚收拾完她吃剩的东西，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玫瑰蜜饼，活像个自私的野蛮人。火车上她对父亲用的是一种愚蠢的嘲笑口吻。斯特拉姆听到她在隔壁包厢里说：“我爸是个大音乐迷，经常在钢琴上乱弹一通。”
斯特拉姆想让坐在揽私活司机边上的柳德米拉也听到他的高论，他从车帮上朝驾驶室俯过身子，通过摇下的半扇小窗问道：
他记起诺维科夫上校捎来的母亲的来信，记起读信后的那个夜晚，记起自己突然去了车里雅宾斯克。记起他就是在这里吻了尼娜，她的发卡从头发上掉了下来，他们没能找到它。他感到不安，发卡会不会在地板上被发现，也许尼娜还在这里忘了画眉笔、口红和香粉盒。
“阿布拉姆从疏散地回来了。”
于是她在索科洛夫的鬓角上亲了一下。
“我晚些时候打个电话来。若是我一间屋子就有那么多事要张罗，那么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会更忙的。”
“不，不用，我没事想闲聊一下。”斯特拉姆说。
索科洛夫打了个哈欠，抱怨车厢里的闷热空气让他困乏无力。对索科洛夫的漫不经心和仿佛不高兴他的到来，斯特拉姆感到莫名难受。
夜间，车厢里十分闷热。他记起喀山，记起卡里莫夫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记起同马季亚罗夫的谈话，记起喀山大学里那拥挤不堪的研究室……斯特拉姆晚上到索科洛夫那里聊起政治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那双眼睛是多么可爱而又惊慌不安，根本不像今天在车厢里那样心不在焉和冷漠。
斯特拉姆明白，他那粗鲁的语气得罪了她。蓦地，他想回喀山去。人就是这么怪。
他找切佩任，但没人接电话。
穿着短皮袄、系着头巾的莫斯科人一如小县城和农村来的乡巴佬。
司机讲完自己的故事，娜佳走了进来。
斯特拉姆又朝窗外望了望。
有次，没等上电梯的托利亚一口气跑上三楼，他对下面的斯特拉姆叫道：“啊哈，我已经到家啰！”
“我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了，他一路上太累了，不过，要是有什么急事，我去叫醒他。”
但这时司机喘着粗气进来了，他放下箱子，打量一下房间，问道：
“你，怎么，同他还有书信来往？事先告诉了行期？”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
在穆罗姆站，斯特拉姆和娜佳到月台上散步。他们从两个穿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旧式男大衣的青年人身边走过。
她走到煤气炉跟前，试试炉灶的开关，煤气没有送。
从车站出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路上就坐在卡车上的大包小包上，他回过头来看一眼坐在他身旁的娜佳那紧皱双眉的脸庞。
但这些想法支离破碎，断断续续。
人们已经感觉到战争的春天来临的隐秘征兆。不过在战争的第二个冬季，首都看上去毕竟还是愁眉苦脸的，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一套单元都是您住吗？”
“我？您怎么啦，今天不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笑呵呵地说，“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和我都有好多事要干呢。”
卡车在楼旁停下，斯特拉姆又见到了自己单元的四扇窗户和去年夏天贴在玻璃上呈“十”字的蓝色纸条，见到了正门和人行道旁的椴树，见到了牛奶店的招牌和房屋管理员门上的木牌。
斯特拉姆给索科洛夫挂电话，接电话的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说：
“不，不，干吗，你开吧，你是一家之主。”
但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心。乘车途中，斯特拉姆为一些小事大动肝火。他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老是睡觉，不朝她儿子曾经保卫过的大地瞧上一眼而生气。她在睡梦中鼾声大发，在车厢里走动的一个伤兵听到她的鼾声，说：“嗬，这鼾打得就像个近卫军。”
娜佳耸耸肩，一面在屋子里走着，一面往冻僵的手指上哈气。
卡车颠簸得厉害，所有包袱、箱子一下子都在车厢里跳起来，斯特拉姆和娜佳也随着它们蹦起来。他们对视一眼，彼此都乐了。
“是的。”斯特拉姆面带愧色地回答道。
“我们六口人住八平米。”司机说，“大家都去上班时，老祖母睡觉，而晚上她就在凳子上坐着。”
“电话看来是通的！”
她问了下供电限额和自来水管道。他突然粗鲁地说：
他给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打电话，邻居说古列维奇上索科利尼克他姐姐家去了。
管道工把供暖装置接通了，暖气管原来好好的，虽说它们烧得并不热。把煤气工找来可不容易，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电话打到煤气公司经理那儿，经理从抢修班里派来了一名师傅。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所有煤气嘴都点上火，把烙铁搁在上边，尽管火苗很弱，但已经可以不穿大衣待着了。司机、管道工和煤气工干完活以后，面包口袋就完全变轻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这天表现得精力特别充沛，使斯特拉姆觉得，要是她把这股子精力用在前线的战事上，德国人非从莫斯科后撤一百公里不可。
娜佳开腔说：
“哼，真邋遢，哪像文化人！”
傍晚时，杂乱无章已被战胜，屋子里变暖和了，家里又变得如战前所习惯的样子。
电话铃又响起来，他听到娜佳在说话：
女人的内心中有多么巨大的本能啊，这种本能又强大又单纯。
显然，他的兴趣全在住房问题上，一直跟斯特拉姆唠叨卫生法和区房管所的贪污分子。
可爱的娜佳，斯特拉姆可怜的女儿，这就是她可爱的家。
“维佳，帮帮我，别睡，要知道还有多少事啊！”
“阿布拉姆急着去领保卫莫斯科奖章哩。”
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直催他：
然后她来到厨房，说：
“可我们一直是这样。”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在上铺憋得慌，可我无所谓。”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厨房和饭厅里的器皿全都重新洗了一遍，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在她的指挥下把碟子、盘子、刀子、叉子统统擦干，那套茶具她没敢委托给他。她在洗澡间洗衣服，在煤气灶上熬油，把喀山带来的土豆挑拣了一遍。
司机回答说：
“生活中我第一次看到，”斯特拉姆说，“丈夫让妻子爬上铺，而自己睡下铺。”他说这些话时显得忿忿不平，并且自己也觉得吃惊，为何这一情况使他这么生气。
看来，战争并没有出现转机。但是人们对莫斯科的向往油然而生，政府开始让一部分居民回莫斯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因为父亲看透了她的心思而生气的娜佳什么也不回答。
厨房里传来锅勺声。
“也许，你想亲自打开房门？”
“在过道上歇会儿，你已经气喘吁吁的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楼道都成什么了。明天我得上房管所去一趟，非得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大扫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