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经过一片凹地，第一旅的坦克集结在这里。
“托尔布欣中将刚才打来电话，问军长是否到了观察所。”
“知道吧，彼得·帕夫洛维奇，今天我想告诉你：要知道，我佩服你，相信你。”
然而，他没有去想的这一切铭刻在他的心中。
“韦尔什科夫，”诺维科夫说，“把我的坦克开到观察所跟前去，我今天要用。”
诺维科夫走进司令部占用的那半间房子，同涅乌多布诺夫谈了谈通讯联络和传达命令的问题，然后看了一会儿地图。
他现在在想，是穿那双崭新的软筒靴子还是穿那双皮鞋，不要忘了带烟盒。他在想，这个狗小子又给我端了一杯凉茶。他吃了一个煎荷包蛋，用面包片认真刮着融化在平底锅上的黄油。
“死神的婚礼等待着他们！”是的，等待着他们，没有甜葡萄酒，没有手风琴。只要诺维科夫一声令下，十九岁的小伙子们会毫不犹豫冲上去，勇敢地亲吻死神。
他从容不迫地走着，注视着官兵们的脸，没有同任何人搭话。
再过一个半小时炮火准备就要开始，那时天空将充满数百架强击机和轰炸机的呜叫，工兵们将匍匐前进，去剪断铁丝网和排除雷区的地雷，步兵将拖着机关枪冲向他在炮镜里观察过无数次的那些雾蒙蒙的山岗。此时此刻，他觉得，他好像并没有去想这些，好像没有意识到同别洛夫、马卡罗夫、卡尔波夫保持着联系。他好像没有去想昨天晚上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上，苏军坦克部队进入被炮兵和步兵突破的德军正面防线，然后连续不停地向卡拉奇方向推进，再过几小时，他的坦克部队将由南向北挺进，与来自北部的部队会合，包围保卢斯集团军。
涅乌多布诺夫披着大衣来到台阶上。
这充满着虚假寂静的黎明时的黑暗，使诺维科夫想起在顿巴斯度过的童年。那时的情景也和现在一样，好像一切都在沉睡，过几分钟，空中便会充满汽笛声，人们向矿井和工厂的大门走去。但幼小的诺维科夫在鸣笛之前就醒了，他知道，有几百只手正在黑暗中摸包脚布和靴子，女人们赤着脚踏在地板上，餐具和铁炉发出哗哗声响。
诺维科夫没有答话，踌躇了一下，韦尔什科夫以为军长陷入了沉思，没听见他的问话。
诺维科夫没有吭声，他用手指肚儿收集着餐桌上的面包渣。
格特马诺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是的。”诺维科夫说，“告诉炊事员，让他给煎个鸡蛋。”
道路出了乌卢斯村，撇开村头最后一座房舍便急转弯，接着又一个急转弯，在皑皑白雪和干枯的杂草中一直向西延伸。
“您的命令已经执行过了。”接着他马上又用批评的口吻信赖地说，“我问了一个冲锋枪手：‘他在家吗？’冲锋枪手对我说：‘他还能去哪儿，正和娘儿们睡觉呢。’”
“喝点茶吧？”诺维科夫问道。
诺维科夫点点头，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说：
“别忘了带可可。”格特马诺夫说。
格特马诺夫很快就走进来。
此刻他记起不久前在乡村广场上见到的那些没有理发的新兵。的确，都是些孩子，然而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召唤他们，总参谋部制订的作战计划、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他本人在一小时后即将下达的命令、政工人员的谈话、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和作家们的诗歌，都在动员他们奔向战场。打仗去！打仗去！而在阴暗的西方，为他们安排的只是一种命运！他们开火，砍杀他们，用坦克履带碾压他们。
韦尔什科夫报告说：
冲锋枪手说了个比“娘儿们”更难听的词，但韦尔什科夫认为与军长谈话不能用这种词。
诺维科夫向自己的坦克走去。他的脸变得阴郁而严厉，仿佛吸收了十一月黎明时分潮湿的黑暗。坦克开动时，格特马诺夫用理解的目光打量他一眼，说道：
离拂晓还有很长时间，诺维科夫就早早地醒了。由于过分激动，诺维科夫已感觉不到自己的情绪。
诺维科夫觉得，他正走在自己的兄弟、侄子和邻居家的儿子们中间，仿佛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姑娘、老太婆望着他。
“嗬，好样的。”韦尔什科夫心想。
他没有去想方面军司令员，没有去想明天也许斯大林会在命令中提到诺维科夫的名字。他没有去想叶尼娅，没有去回忆布列斯特的那个黎明，当时他跑向机场，天空闪烁着德寇发起战争的最初炮火。
“什么样的煎蛋，上校同志？”
“该出发了，彼得·帕夫洛维奇，别再喝茶了。该去打德国鬼子啦。”
“出发，哈里托诺夫。”
“煎荷包蛋。”诺维科夫说罢看了看表，“去看看格特马诺夫起床没有，再过半小时我们就出发了。”
“是。”韦尔什科夫说，“我把需用的东西统统装进去，您的和政委的。”
诺维科夫突然对司机说了一声“停下”。然后跳下汽车，向朦胧曙色中黑魆魆的战车走去。
“您要喝茶吗，军长同志？”韦尔什科夫用庄重的口气讨好地问道。
在战争年代，母亲们都反对让儿子去送死。但在战场上却时常遇见暗中同情母亲的人。这些人常说：“坐下，坐下，你到哪儿去，你听，战争多激烈。他们那里正等着我的情报呢，我去一趟，你最好在这里烧一壶开水吧。”他们在电话里向首长报告：“是，把机关枪推上去。”放下话筒，他们又说：“把机枪推到那儿去，毫无道理，那个可爱的小伙子会被打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