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开口说话了，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他的话译成俄语。他说，俄国革命家们为了理想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他就不能为了宗教信仰而终身不娶？与牺牲生命相比，这算什么。
“您要知道，”伊孔尼科夫说，“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对宗教界的迫害对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是有益的，因为宗教界在革命之前的处境就很可怜。”
现在他时常想起，当时党的某些领导人对他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表示怀疑，他心里很不高兴。现在他感到自己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他的话对古济将军、对旅政委奥西波夫、对那个老是伤心沮丧的基里洛夫少校，具有何等的力量。
苏军战俘们知道他有个口头禅——“全都完蛋了”。每次在集中营的操场上遇见他，老远就向他喊道：“帕德烈老爹，全都完蛋了。”他们高兴地叫着，仿佛这句话给人以希望似的。他们以为“帕德烈”是他的名字，就叫他帕德烈老爹。
在青年时代，朋友之间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相互理解。敌人的任何思想和观点都是格格不入、难以接受的。
他之所以产生痛苦的感觉，也不是因为奥西波夫、古济、叶尔绍夫等人有时使他感到不快，尽管他们与他关系密切，情同手足。不幸的是，他自己精神上的许多东西逐渐使他感到陌生。在和平年代常常有这种情况，有时他高高兴兴地同老友会面，但会见结束时却感觉老友有些陌生。
“我提这个问题，恰恰是注意到您是个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人说。尽管对这句话的反感使莫斯托夫斯科伊皱了皱眉头，但他有办法对付这个英国人。
在这段时间，他没有离开公社，开始传播福音书，祈求上帝超度死者的亡灵。此事竟以他被捕入狱而宣告结束，然而30年代的灾难刺伤了他的神经。在监狱的精神病医院做了一年强迫治疗之后，他获得释放，在白俄罗斯的大哥家里住了下来。大哥是个生物学教授，在大哥的帮助下，他在一所科技图书馆里找到了工作，但那些阴森可怕的事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担任值日员的西班牙士兵安德烈亚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蹩脚的法语对他说，他一位当文书的朋友看见一份关于某个俄国老头的公文，但是文书还没来得及把这份公文看完，办公室主任就把它带走了。
在战前，他常常感到宽慰的是，由于远离实践，他较少涉足那种可能会让他反对、拒绝的问题：斯大林在党内独揽大权，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久经考验的党的老前辈不够尊重。布哈林被杀害，使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十分了解布哈林的为人，非常爱戴他。但他知道，假如在这些问题上与党对抗，就是不由自主地对抗自己为之献身的列宁事业。偶尔他也产生过怀疑，并且为之苦恼。也许由于软弱、胆怯，他保持沉默，对自己不赞成的东西没有表示反对。然而在战前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他经常怀念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很想再次见到他。卢那察尔斯基平易近人，同他谈话很轻松，用不着拐弯抹角，一开口他们就能互相理解。
俄国囚犯们管伊孔尼科夫叫“伞兵老头儿”。认为他是个疯子，对他既厌恶又怜悯。伊孔尼科夫有着惊人的耐性，单凭这种耐性，人们也会把他当成疯子和白痴。他睡觉时也不脱下被秋雨淋湿的外套，但从不感冒。他说话嗓门特大，吐字特别清楚，看起来的确只有疯子才这样说话。
夜里，囚犯们快要入睡的时候，加丁却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他跪在床上祈祷起来。他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以及突起的温柔的黑眼珠，仿佛可以隐没这座苦役之城的一切苦难。他那深棕色脖颈上的血管绷得紧紧的，仿佛在从事一项吃力的劳作。淡漠的长脸上带着忧郁、幸福而又固执的表情。他祈祷了很久，莫斯托夫斯科伊听着他那匆匆的低声祈祷昏昏睡去。莫斯托夫斯科伊往往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这时加丁已经睡了。这个意大利人睡觉响声很大，仿佛在梦中把自己白天和夜晚的能量加在一起，忽而鼾声大作，忽而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唇，吱吱地磨牙，打雷似的释放着胃中的滞气，接着又突然拖着长长的声调念起美妙的祈祷词，赞美上帝和圣母的仁慈。
“您去问问希特勒，”伊孔尼科夫说，“他一定会向您解释说，设立这座集中营是为了善。”
“说善意的话？那么什么是善呢？”
伊孔尼科夫以军人姿势立正站好，说道：
每次同伊孔尼科夫谈话，他都气呼呼的，语气粗鲁，夹带着讥讽，管他叫小老头儿、窝囊废、草包、笨蛋。尽管经常嘲笑他，但有时好久见不到他，莫斯托夫斯科伊又很想念他。
然而，转瞬即逝的喜悦夹带着忧伤，最终被忧伤淹没。
“请不要嘲笑我，”他的声音充满哀伤，听起来让人心生怜悯，“我不是来找你开玩笑的。去年9月15日我亲眼看见两万犹太人被杀害，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天我才明白，上帝不会允许这种罪行，我这才明白没有上帝。在今天的黑暗中我看见了你们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同可怕的恶搏斗……”
“世界没有超越公元六世纪的一个叙利亚基督教徒说出的真理，”伊孔尼科夫重复道，“谴责罪恶，宽恕罪人。”
战争开始时，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孔尼科夫目睹了战俘们的苦难，目睹了在白俄罗斯城镇和乡村屠杀犹太人。他又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状态，开始哀求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把犹太人藏起来。他曾试图营救犹太儿童和妇女，很快就遭人告发，却奇迹般逃避了绞刑，被关进了集中营。
伊孔尼科夫在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干活。在那里铺设粗大的混凝土管道系统，以便排出河水和低洼地里的污水。在这里干活的人被称作“沼泽地上的士兵”。被派到这里干活的往往是不讨长官喜欢的犯人。
“这份公文就要剥夺我的生命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并为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们聊一会儿吧。”
“是这样。”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生气地说，“那么您找我有什么事呢？”
伊孔尼科夫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就世世代代当神父，只有最后一代人走了另一条道路：伊孔尼科夫兄弟多人全都依照父亲的愿望接受了非宗教教育。
他没有看对方一眼便坐下来，脸上带着笑容，用手抹了抹额头。他的额头长得有些奇特，虽然不算宽大，却高高地突起，油亮油亮的，看上去仿佛独立存在似的，与他那脏兮兮的耳朵、深棕色的脖颈和长着断指甲的双手很不协调。
“叶尔绍夫在哪里？”“没看见叶尔绍夫吧？”“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过……”“去问叶尔绍夫吧……”其他棚屋里的人也来找他，叶尔绍夫的棚屋四周经常有人走动。
他是个孟什维克，1921年他逃离苏维埃俄国，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一家银行当会计。他被关进集中营是因为号召银行职员罢工，对抗新建立的德国行政当局的命令。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避免同他接触。
“您简直是个辩证论者。我终于在垂暮之年看到了福音书所教化出来的奇迹。”
莫斯托夫斯科伊温和地说：
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那个英国军官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问他，在俄国禁止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会不会妨碍他研究哲学。
这座棚屋里还住着一个俄罗斯老头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打碎了他那只玻璃做的假眼珠，他那张苍白的脸上留下一个空空的红眼窝，看上去有点古怪。与人谈话时，他就用手捂着空空的红眼窝。
“解决了吗？”伊孔尼科夫用引人发笑的语调问道。
然而，今天他感到陌生的东西在他心里扎了根，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该怎么办呢……他无法同自己断交，无法不再同自己见面。
他年轻时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与当今时代的主要不同就在于此。
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切尔涅佐夫正从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那只好眼睛里流露出的忧伤表情，比那只被打掉了眼珠的红红的空眼窝更可怕。
“这也许会妨碍别人，但不会妨碍我。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莫斯托夫斯科伊答道。
经常同莫斯托夫斯科伊交谈的是一个看不出多大年龄的、古怪的人，姓伊孔尼科夫-莫尔日。他睡在棚屋里最差的位置，紧靠着房门，饱受寒冷的穿堂风的折磨，那只带着哗哗作响的盖子的双耳大马桶有时也摆在这里。
一天夜里，居住在特种棚屋里的苏军指挥员和政委们同加丁开起玩笑来，问他是否真的会恪守独身生活的誓言。
“真没料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这个怪人引起了他的兴趣。
“的确是这样的，”伊孔尼科夫说，“我曾经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他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黑眼睛带着忧伤，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生气地用法语问道：“Vous me comprenez？（您明白我的话吗？）”
“照您的说法，人们为了善而绞死希特勒和希姆莱时，我们会感到害怕。您自己害怕吧，不要管我。”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同伊孔尼科夫争论时，自己的逻辑思维变得像一把同水母搏斗的刀，努力都是徒劳的。
“苏联红军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原谅，您的语调有某种说教的意味，不知是属于僧侣的，还是属于托尔斯泰主义的。”
“向集中营警备队长打听？”加丁问道，他那双大眼睛在昏暗中忽闪了一下，“还是向保安总局的代表利斯本人打听？”
莫斯托夫斯科伊给叶尔绍夫起了个绰号，叫“思想主宰”。过去曾经有过各种思想主宰，那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步的思想活动家。曾经有过民粹派，有过著名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也有自己的思想主宰，那个独眼人的孤独就像是这座集中营的悲剧象征。
天快亮的时候下了一场雪，地上的雪一直到中午才开始融化。此时，俄国囚犯们悲喜交集。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气息，这雪就像祖国母亲把洁白的头巾抛在他们可怜而疲惫不堪的脚下。集中营棚屋的屋顶一片银白，从远处望去，仿佛家乡的村舍。
伊孔尼科夫曾在彼得堡工艺学院读书，但却迷上了托尔斯泰学说，他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自动退学，到彼尔姆省北部当了一名乡村教师。他在乡下住了将近八年，然后到了南方，在敖德萨一艘货轮的技工班里当了一名钳工。他随船去过印度、日本，曾在悉尼住过一段时间。革命后他返回俄国，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他的理想，他向往已久，他相信，农业共产主义的劳动将会建立地上的天国。
现在，他突然发觉敌人的思想观点有弥足珍贵之处，他几十年前就有此共鸣，而敌人的观点有时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们的思想和言论中。
“得了，您可别这么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有一次，俄国战俘的领头人叶尔绍夫少校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沿坐下来。他把身子向莫斯托夫斯科伊靠了靠，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急促而热烈地说着什么。
这个衣服褴褛、脏兮兮的老头儿脑子里乱糟糟的，他坚决主张采用荒唐可笑的、超阶级的道德标准。
他是这样同莫斯托夫斯科伊认识的——有一次，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一言不发，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脸。
“可以在您这里坐一会儿吗？”
当然，大家都需要叶尔绍夫不是偶然的，而是合情合理的。
白天的加丁与夜间的加丁判若两人，这使莫斯托夫斯科伊颇为惊诧。白天这位神父谈论菜汤，谈论新押解来的犯人，同邻床们商量交换口粮，回忆放了大蒜的带辣味的意大利食物。
加丁像往日谈论辣汁焖肉丁和番茄酱时那样平淡地笑了笑，用法语答道：
加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专注地听着一些支离破碎的法语、德语和俄语。
“不要紧，”安德烈亚低声说，“还可以打听一下。”
现在，在德国人阴森可怖的集中营里，他感到坚强自信，只是有种痛苦的感觉时时折磨着他。那就是在这座集中营里，他难以恢复青年时代那种明确而完整的感觉：自己人在自己人中间，敌人在敌人的阵营。
“不，”伊孔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对于你来说，你们的目的可以原谅你们的手段，但你们的手段是残酷无情的。你不要把我看作奇迹，因为我不是辩证论者。”
“Je comprends tout ce que vous dites，je ne comprends pas seulement，pourquoi vous dites cela.（您说的话我全都明白，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推行全盘集体化时期，他看见一列列军用列车满载着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家属驶向远方。他看见那些虚弱不堪的人一旦倒在雪地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他看到那些“封闭的”乡村十室九空，房屋的门窗被钉死。他见过一个被捕的农妇，穿得破破烂烂，脖颈上青筋突起，押解人员惊恐不安地望着她那双黑黢黢的勤劳的手——她饿疯了之后，竟吃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关押在特种牢房的俄国战俘并没有被免除劳动，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夜晚才能同他们见面和交谈。古济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去干活。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了这话，不禁笑了笑。这句话突然让他想起童年时代，有一天，从宗教学校回来的大哥就神学课的问题同父亲争论起来。
“看来，老兄，你心里不痛快。”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并没有幸灾乐祸。
看来，大家对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好感使得这位独眼孟什维克深为不安。那个西班牙士兵，那个挪威人、文具店老板，以及那个比利时律师，都愿意接近这个老布尔什维克，经常向他问长问短。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生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
“哪里有暴力，”伊孔尼科夫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解释道，“哪里就充满痛苦，就要流血。我目睹了农民的特大苦难，而推行集体化是为了善本身。我不相信善，我相信人有善心。”
听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回答，加丁频频点头，似乎对苏维埃国家关闭教堂和修道院、没收主教公会的大量耕地表示赞同。
“这位老兄有什么善意的话要说呢？”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同时微微一笑。这时伊孔尼科夫拉长声调说：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最初的基督教徒早就思考过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动了不少脑筋。”
在那些人生阅历不足的苏联战俘看来，他似乎来历不明，惹人怀疑。
伊孔尼科夫的手很小，细细的手指上长着孩童般的指甲。他每次从工地回来，身上都糊着泥巴，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前，问道：
他从不责怪这位俄国老共产党员不信仰上帝，并且经常向他详细打听苏维埃俄国的情况。
自莫斯托夫斯科伊头一次蹲沙皇的监狱算起，已有几十年了。那还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是在十九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