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委、人民委员部、军事部门、检察机关，在各个托拉斯、医院、工厂管理处，在工会基层委员会和工厂工会委员会，在各个土地管理处，在细菌学实验室，在艺术剧院的经理处，在航空设计局，在设计巨大的化学和冶金工厂的研究所，不断有新的工作人员去接替被捕者的职位。
瞧，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在他克雷莫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锒铛入狱。现在既没有人来安慰他，也没有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他克雷莫夫没有入狱，没有被流放。他用不着被迫画供，也没有遭人诬告。
汽车不断运来新的被捕者，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消失在这座内部监狱的大门里，消失在布蒂尔监狱和列佛尔托夫监狱的大门里。
这些窗户后面进行的就是这种奇妙的工作，听来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当年白匪军官向他开枪射击的时候，阿巴尔丘克却没有眨过眼睛。
然而这都是传闻，流言蜚语，因为克雷莫夫从未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有些情况是朋友们的妻子对他说的，她们去劳改营探望过丈夫。
有些情况是那些人向他透露的。这种人酒酣耳热，并且被对方过分自信的蠢话所激怒，突然说出几句冒失话，立刻就缄口不语，第二天又仿佛漫不经心似的打着呵欠附带说道：“对了，我昨天好像说了几句不经心的话，全是胡说八道，你不记得了吧？那就最好了。”
当然，他是被迫在指控自己的伪证上签字的。毫无疑问，阿巴尔丘克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具有坚定的列宁主义信念，他没有丝毫过错。但他却被捕了，却招了供……而克雷莫夫平安无事，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迫招供。
囚犯从劳改营写信说，感觉良好，生活很温暖，如果可能的话，请寄点葱头和大蒜。有人向亲属解释说，要葱头和大蒜是为了预防坏血病。对于在刑讯牢狱里度过的那段时光，从来无人在信中提到过。
克雷莫夫听说过造成类似案件的原因。那些向他透露某些情况的人总是小声提醒他：“不过你要记住，你哪怕对一个人——妻子或母亲说出这件事，我就完了。”
有那么一天，柳德米拉的第一个丈夫阿巴尔丘克也走上这条从自由通向牢房的灯火通明的走廊。阿巴尔丘克去受审，迫不及待地想消除荒唐的误会……就这样，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过去了，阿巴尔丘克的供词说：“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间谍头目首次向我提示了暗杀斯大林同志的念头，是一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同他联系的，五一游行之后我们在雅乌兹街心花园谈了话，我答应五天后给他最后答复，我们约好了下次会面的地点……”
然而，成千上万的人一旦进了这座内部监狱，便永远消失了。检察机关通知亲属，说这些人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通信权利，但劳改营里却没有这批囚犯。看来，十年徒刑、剥夺通信权利便意味着枪毙。
当然，当炮弹不断爆炸并且愈来愈近，炸伤的是自己人而不是敌人的时候，他就不那么冷漠了，因为炸弹伤害的不是敌人，而是苏维埃人，是共产党员。
现在好了。他自己进了监狱，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的、毫无理智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卫军、神父、富农的鼓动员被捕入狱的时候，他从未想过（甚至一分钟也没有想过）这些失去自由、等待判决的人有什么感觉，他从未想到过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母亲。
有那么一天，叶尼娅的哥哥米佳也进了这座大楼。当时他腋下夹着妻子为他准备的白包袱，里面是毛巾、肥皂、两套内衣、牙刷、袜子和三块手帕。他走进这个大门时，将党证上的五位数号码牢记在心，他不会忘记自己在巴黎商务代表处的办公桌，不会忘记顺路去克里米亚时乘坐的国际列车。在那节车厢里，他明确了同妻子的恋爱关系，当时他一边喝汽水，一边懒洋洋地翻看《金驴记》。
当然，有些人是同辈，是他特别亲近的人，他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是列宁主义者，他们被投入监狱时，他曾震惊过，曾彻夜不眠，他开始思考斯大林到底有没有权力剥夺人的自由，折磨他们，枪毙他们。他想过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想过他们的妻子和母亲遭受的痛苦。要知道他们不是富农，不是白匪，而是布尔什维克，是列宁主义者。
在战前，克雷莫夫有一次夜间路过卢布扬卡大街。他望着这座彻夜不眠的大楼，猜测人们在灯火通明的窗户后面做些什么。在这座内部监狱里，被捕的人往往要关押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需要经历侦查和审讯。然后被捕者的亲属开始收到从劳改营寄来的信，于是出现了科米、萨列哈德、诺利尔斯克、马加丹、沃尔库塔、科雷马、库兹涅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卡拉日达、纳加耶沃海湾一类的地名……
当然，米佳一点过错也没有。但他还是进了监狱，而克雷莫夫却安然无事。
1937年夏天的夜晚，走在卢布扬卡大街和共青团胡同，令人毛骨悚然。夜幕低垂。令人窒息的街道空寂无人。黑魆魆的楼房矗立着，窗户洞开，楼房里挤满了人，但整座楼却显得死气沉沉。这座寂静的楼房却并不平静。蒙着白窗帷的窗户里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大门口不时响起砰砰的汽车关门声，车灯忽闪忽闪的。仿佛这个巨大的城市全部处在卢布扬卡闪闪发光的玻璃窗口的监视之下。他脑海里出现一些熟人的面孔。他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无法以空间来计量的，衡量这里的生活要用另一种标准。地面上和天空中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你渡过这如同死亡一般可怕的苦海。然而他不在地下，也不在密闭的棺材里，而在这里，他是一个活人，他没有死，他会呼吸，会思索，会哭泣。
往往经过一段时间，前来接替被捕的人民敌人、恐怖分子、破坏者职位的人自己也成了敌人、两面派，并且遭到逮捕。有时委派的第三拨人也是敌人，同样遭到逮捕。
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同志悄悄告诉克雷莫夫，他的牢房里关着列宁格勒一个区委的三位书记。重新任命的每个书记都揭发自己的前任是叛徒和恐怖分子。他们并排躺在同一间牢房里，彼此之间谁也不恨谁。
有些情况他已有所闻。耳朵、牙齿、鼻孔、赤身裸体者的腹股沟，都成了搜查的目标。然后沿着走廊走去，两手提着剪下纽扣的歪斜的裤子和长衬裤，既悲惨又可笑。近视眼被没收了眼镜，两眼不安地眯缝着，有时用手揉一揉。一个人一旦进了牢房，就变成了实验室的耗子。他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条件反射。说话只能用耳语，无论是起床、躺下、解手还是睡觉、做梦，都处在无休无止的监视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极端残忍，荒谬绝伦，惨无人道。他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卢布扬卡监狱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可怕。要知道，他们折磨的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克雷莫夫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