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好像有些不乐意地答道：
“那又怎么样？”
“顺便说一句，我那口子病了，脊柱出了问题，提一下重物就得躺上一星期。”
“没错。”第二个说，“她搞不到煤油，就以为世上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了。”
“难道她这么写是出于恶意？只是不了解情况罢了。”
“怎么啦？”一个问，语气显得有些冷漠和嘲讽。
达伦斯基无精打采地坐在炮兵连发射阵地的弹药箱上，听两个盖着大衣躺在大炮旁的红军战士聊天。连长同政治指导员去了炮兵营营部。中校、方面军司令部的代表好像睡熟了，炮兵们从通信兵那里打听过他是谁，因此都认识他。两个红军战士怡然自得地吸着自卷烟，吐出好闻的烟圈。
“可我那个干脆就这么写：你们在前线能有什么难的，你们有一份口粮，可我们这里被战争闹得再也过不下去了。”
人类的意识回首往事时，总是通过悭吝的筛子筛选伟大事件的凝块，筛去士兵们的痛苦、慌乱和忧愁。于是，记忆里只留下空洞的故事，取胜的军队如何排兵布阵，失败的军队如何布阵排兵，参战的战车、石弩、大象，或是大炮、坦克、轰炸机的数量。记忆里只保存有英明伟大的统帅如何牵制中路、突击翼侧，山岗后突然出现的预备队如何决定会战的结局。就这些。哦，通常还有，幸福的统帅回到祖国，却被怀疑企图篡位，他拯救了祖国，自己却掉了脑袋，或是遭到流放。
达伦斯基整天都待在炮兵营阵地上。白天他既没有听见一声炮声，也没有一架飞机出现在空中。
这显然是两个好朋友，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真正朋友的友情和信任，他们相信，一方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件琐事，对于另一方总是相当有意思的，总是值得关心的。
“是啊，就是说，没发靴子。”第二个说，声音里已经没有冷漠和嘲笑。他对这件事显然很关心。
躺得离达伦斯基稍近些的那个战士说：
“那怎么比？”第二个讪笑道，“那是些勇士，可我们算啥，小麻雀的种。我们真的就像小麻雀似的，傻呵呵的，尽干傻事。”
“没错。我这是在犯傻。”
他提到了坦克和燃烧瓶，尽管他和他的交谈者都知道，德国的坦克一次也没上这里来过。
话题好像又全变了，他们聊起到处无水的这个该死的鬼地方。
就在这里，在战时夜晚的沙漠里，关于男人和女人谁在生活中遇上的负担更重的家常闲聊还没有完，一个犹豫不决地说：
“当然，她以为排队比在这沙漠里用燃烧瓶击退坦克还要艰难。”
后来他们聊起家里的事。
在画家创作的绘画作品中，昔日的会战被描绘成晦暗的月亮低垂在光荣的战场上空，身披铠甲的勇士们张开粗壮的双臂沉入梦乡，打碎的战车四散丢置，或是炸毁的坦克倾翻在路旁，胜利者一个个手握钢枪，身披飘扬的雨披，头戴带铜制鹰徽的罗马钢盔，或是掷弹兵的皮帽。
“怎么啦，怎么啦，难道你不知道？脚疼，这鞋没法穿。”
月儿升起，大得不可思议，黑红黑红的。它吃力地升上皎洁的夜空，变成深红色，在那愤怒的光亮中，它惊恐不安且戒备地注视着黑沉沉的沙漠、炮身长长的加农炮、反坦克炮和火箭炮。骆驼驮运队拉着咯吱作响的农村大车顺着道路前行，大车上装着弹药箱和干草。所有无法连接的东西都连在了一起：拖拉机牵引车，装有印集团军报纸印刷机的带篷卡车，无线电台的天线杆，骆驼那长长的脖子和平稳匀整波浪形的步态，那样子就像骆驼的整个身子里没有一根骨头，整个是由橡胶制成似的。
营长是个年轻的哥萨克，操一口纯正的俄语，他对达伦斯基说：
“瞧，我想明年在这里开块瓜田，请您来吃甜瓜。”
营长觉得在这里并不坏。他逗乐，露出一口白牙，一双短短的罗圈腿在深深的沙子上走得又快又轻松，见到在蒙着油毡碎片的陋屋旁那几头套在一起的骆驼还友善地笑笑。
第一个炮兵补充说，意思是想在谈到士兵们的妻子时别再说那些太凶的话，同时又不想不谈她们：
“你猜老婆来信都写了些什么？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不是儿子病了，就是小女儿病了。唉，娘儿们嘛，你是知道的。”
“你看看，什么样的夜色！你知道吗，还在我上中学时，我就瞧见过这么一幅画：月亮挂在田野上，周围躺着被打死的勇士。”
“就这么穿呗，又不能光脚走路。”
骆驼队缓缓前进，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来自乡村的干草味。也是这个又黑又红的大月亮，当年曾飘浮在伊戈尔远征军厮杀的荒漠上空。也是这个月亮，曾在波斯军队进军希腊，罗马军团闯入德意志森林的时候，曾在古罗马第一任执政官率领的大军夜间相会在金字塔的时候，高悬在夜空。
接着他们抽起烟来，沉默片刻后又聊起刮胡子保险刀片和连长的新制服，说到不管多艰难也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妇人之见。”第一个说，“她待在大后方，没法理解前线是个啥滋味。光看到你的那份口粮了。”
但年轻哥萨克的好兴致却使达伦斯基大为恼火，他只想一个人待着，晚上就独自跑到一连的发射阵地上，尽管白天他已经在那儿待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