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别担心，没什么可担心的，五分钟就齐了！”
否则何以解释某些善于独立思考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论断，他们认为，为了人类的幸福屠杀犹太人是必要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准备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屠宰场，为了祖国的幸福，他们准备作出亚伯拉罕曾经作出过的牺牲。
一切一切都可以产生顺从，无论是绝望，还是希望。要知道命运相同的人，性格上是迥异的。
人的本性是否发生了变化？它在极权主义暴力的大锅炉里是否变成另一种东西？人是否丧失了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这一答案中包含有人的命运和极权主义国家的命运。人本性的变化本身预示着国家专政取得全世界的胜利和永恒的胜利。而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坚定不移，则是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判决……
在对人进行大屠杀时，居民们同样没有对必须加以消灭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产生极度的憎恨。因此，大屠杀运动必须按特殊方法准备。这时居民们光有自我保护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必须煽起他们身上极度厌恶、极度憎恨的情绪。
当然有过反抗，有过必遭杀害者的勇敢和顽强，有过起义，有过自我牺牲。为了拯救一个疏远的、不熟悉的人，另一个人也曾拿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生命冒过险。但毕竟群众性的顺从是不容置辩的！
人所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是无法消灭的，它可以被压抑，但无法把它消灭。极权主义不可能放弃暴力。放弃暴力，极权主义便将覆灭。长期存在的、永无止境的、直接的或隐蔽的超暴力是极权主义的基础。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这一结论中有着我们时代的光明和未来时代的光明。
借助人的求生本能，产生了富有催眠力的举世闻名的思想。这种思想号召为了达到最伟大的目的，为了祖国未来的强盛，为了人类、民族、阶级的幸福和世界的进步，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和采取任何手段。
面对强大国家无休止的暴力，面对成为国家日常生活支柱的屠杀，第三种势力——恐惧，便利用生存的本能，同时也利用富有催眠力的伟大思想运转起来。
法西斯主义控制人的手段之一是完全地或是几乎完全地使他丧失理智。人不相信杀戮在等待着他。已经站在坟边上的人们所满怀的乐观主义，强烈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在丧失理智的，有时不纯、有时卑鄙的希望基础上，出现了与这种希望相适应的顺从，这种顺从是可怜的，而有时是卑鄙的。
这个时期暴露出的人的本性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便是顺从。竟然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在刑场前排起一列列长队，而且牺牲者秩序井然地自动调节队伍的运动。竟然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忍受着长时间的酷暑，从清晨直至深夜等待着处死，知道这一情况的母亲们还预先为孩子们准备了饮水和面包。千百万无辜的人们感受到了逮捕的命运临近，事先打点好装有内衣毛巾的小包，事先同亲人们作了告别。千百万人生活在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而且是他们自己守卫过的巨大的集中营里。
在搞清人在无止境的暴力面前的顺从的同时，必须得出最后结论。这对理解人及其未来很有意义。
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人需要经受和体验到什么，才会使他意识到面临的死亡是幸福的。关于这一点，许多人应该思考，尤其是那些喜好教训别人该怎样在某些条件下斗争的人，幸亏喜好空谈的教导者自己对那些条件也毫无概念。
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也将作为一个以社会和种族理论为基础，普遍消灭犹太居民各阶层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当代现实以不难理解的谦逊对此保持沉默。
已经不是一万，而且甚至不是千万，而是无数的人曾是杀害无辜的驯顺的目击者。但当他们亲自下令或举手杀害无辜的时候，当他们纷纷表示赞同大屠杀的时候，他们便不光是驯顺的目击者。在人们这种巨大的顺从中，出现了某种出乎意料的东西。
消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人，正是在这样极度厌恶和憎恨的气氛中准备和实行的。斯大林曾在这块土地上动员和激起群众的愤怒，推行了一场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运动，推行了一场消灭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败类和破坏者的运动。
为法西斯主义效劳的人宣称，使人遭殃、灭亡的奴性是唯一的真正的善。出卖灵魂的叛徒们，一面不否定人道的感情，一面宣称法西斯主义所犯的罪行是人道的最高形式，同意把人分为纯种的、高贵的和非纯种的、劣等的。自我保全的贪欲就表现在求生本能和良心的妥协中。
极权主义国家的暴力如此强大，最终使暴力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神秘的宗教狂热和崇拜的对象。
华沙起义、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暴动、索比堡集中营的暴动，以及各种小规模的暴动和焚尸工的起义，都是由于极度的绝望才发生的。
但是，彻底的、明显的绝望所产生的当然不仅仅是起义和反抗，它还产生一种令精神正常的人神秘莫解地对经受死刑的向往。
否则何以解释一个富有理智和天才的农民诗人，竟然以真诚的情感创作诗歌去歌颂使农民备受痛苦的血腥时期，去歌颂吞食他正直忠厚的劳动者父亲的那个时期！
为了屠宰受疫牲口而实行的预备措施是运输，在屠宰场集中，对屠宰工进行指导，挖堑壕和土坑。
人们为排队去杀人坑的先后次序而争吵，露天里传来激昂的、丧失理智的，甚至是兴高采烈的声音：
二十世纪上半叶将以一个伟大科学发现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为标志。
经验表明，大部分居民在这些运动中对当局的所有命令变得像施催眠术似的顺从。大量居民中有小部分人制造了运动的氛围。他们是一些嗜血成性、兴高采烈、幸灾乐祸的人，是只对报私仇、算老账、掠夺财物和住房、找空缺感兴趣的思想上的白痴。大部分人内心对大屠杀十分恐惧，他们不仅对亲属，而且对本人也隐藏起自己的内心状态。这些人挤满了正在召开肃反运动会议的大厅，不管这些会议多频繁，不管这些大厅多宽敞，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会有谁出来破坏全体一致默然通过的表决。当然更少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见到有疯癫嫌疑的人时，不会把自己的目光从他那哀求的目光下移开，反而把这个狗崽子收留到自己有妻室儿女的家里。但这样的事毕竟还是有的。
它说明了什么？说明这是人的本性中突然发生和出现的新特征？不，这种顺从说明影响人们的新的恐怖力量产生了。极权主义社会体制的超暴力是有能力使人类精神麻痹的。
居民们或是帮助当局把受疫牲口运到屠宰场，或是帮助抓住四散奔逃的牲口。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牛犊和母牛的憎恨，而是出于一种自我保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