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一个棚屋里，关押着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身份和经历的囚犯。其中有西班牙士兵、意大利神父、孟什维克老头、美国上校、托尔斯泰主义者、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将军、炮兵少校和旅级政委。面对暴力和死亡，他们不分上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共同遭遇和命运面前，他们的表现却各不相同。在一场有关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激烈争论中，托尔斯泰主义者、瘦骨嶙峋的沙皇时代遗老受到同胞的痛斥，被称为“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者”和“毫无意义的善的宣扬者”。因为他居然宣称，真正意义上的善，并不存在于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存在于伟大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领袖们的学说中。因为在这些杰出人物高举的“善”的旗帜下，人类历史充满血腥和残暴。真正意义上的善是普通百姓在自己心中怀有的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人人对他嗤之以鼻。但是，当全体囚犯被押送到建筑营地，修建令人毛骨悚然的毒气室时，抵死不从、被当场枪毙的，竟然就是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白发老人。难友们震惊了，正统的老布尔什维克震惊了，他们从“善的宣扬者”身上发现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收听广播，编写传单，偷盗武器。战后，在盖世太保档案室里，发现了该集中营地下抵抗组织的名单，他们经审讯后，被集体枪决，名单中亦包括那位因争夺领导权未果而出卖自己同胞的奸细。
格罗斯曼一改以往战争题材小说人物与情节单线发展的特点，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他小说世界的中轴，创造了一个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诗般艺术结构，展现出更为广阔的画面。他通过众多人物战前和战时的悲惨命运，通过他们的对话、争论、活动和遭遇，揭示人们对无所不在的怀疑与告密、肆意逮捕与审讯的恐惧，对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劳改营的反感，表达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战争胜利和战后幸福生活的憧憬。
评论家鲍恰罗夫认为，必须对这场谈话进行仔细而从容不迫的研读，“以便认识到格罗斯曼是何等深刻地理解了作为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必要属性的自由的实质”。
格罗斯曼很痛苦。从动物进化成人，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可为何由人退化为动物，却只需短短几年，甚或几天，而且比动物更凶残。战争与暴力何时才能不再与人类为伴？和平与人道何时才能降临地球的每个角落？
物理学家斯特拉姆随同研究所疏散，从莫斯科来到喀山，他的研究工作毫无进展，晚上他不待在家里，却喜欢上熟人和同事家里下棋听音乐，而更多的是聊天。他们聊的经常是战前谁都噤若寒蝉的话题。但妻子不愿意，儿子已经在前线牺牲，她的哥哥1937年因将斯大林的姓打错了一个字母，至今还在劳改营服苦役，因此叮嘱他千万不要乱说，不要毁了自己，毁了妻子和孩子。每次交谈后，斯特拉姆既兴奋不已，又惊恐万状，觉得逮捕、流放甚或枪决的厄运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情，他闭门谢客，醉心于自己的核理论研究。结果，令他惊奇的是，苦心研究几十年，他竟然是在痛苦之中，在进行过危险、大胆、尖锐、同工作毫无关联的交谈之后，突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取得了高度的科学成就。
格罗斯曼还认为，除了群众性的绝对服从，超暴力亦造就了一群“小人”。他们不是英雄豪杰，也非罪魁祸首，他们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智商阅历均各不相同。但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他们欺上瞒下、诬陷告密，他们如一股四处弥漫又了无痕迹的腐蚀之气、毒气、芥子气，令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由于他们的存在，原本需要动用百万军队看管的集中营被整治得井井有序、服服帖帖，千百万人丧生于各种残酷的刑罚和杀戮之下；英勇善战，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坦克军军长受到诬告而被解职；突破重围、坚持战斗的指挥官遭逮捕；在理论核物理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核物理学家，其理论被当作异端邪说遭贬责和批判；为了夺取集中营地下组织的领导权，有人不惜将自己的同胞送上断头台……
格罗斯曼通过他们的谈话，概括表达出他关于生命与暴力、自由与奴役的形而上思考：
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则。这里有一条界限——自由与奴役、无生命物质与生命……整个有生命世界的进化是从自由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运动。这便是有生命形式进化的本质。
格罗斯曼痛恨一切类似动物本性的残暴、残虐和残忍，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善与爱、自由与幸福。他的笔在二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空间中驰骋，揭示人们生存与命运的痛苦现实，他的思想亦在这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中纵横驰骋，探讨和寄托自己沉重的思考。
人死了，从自由的世界来到奴隶的王国。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生命只有当人作为一个世界存在时才能产生幸福和自由。
在格罗斯曼看来，暴力和极权都是可憎可怖的。他描写一列车一列车的犹太人和战俘被希特勒死亡营中的毒气室所吞噬，“成千上万人排着长队等待处死，母亲们还预先为孩子们准备了面包和水”。他们在鼓乐声中默默走向毒气室，留下自己所有的首饰细软，脱下自己的破衣烂衫，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他亦描写斯大林曾发起过一场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运动，发起过一场捕杀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运动。“成千上万无罪的人，预感到将要被捕，事先打点好行装，同亲人们告别，走进了他们亲自建造和守卫过的集中营。”格罗斯曼问，这说明了什么？他认为，“这种绝对服从说明了影响人们的新的恐怖力量。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的超暴力，使整个大陆上的人们麻木不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