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路迈着蹒跚的步子，通常拄着棍子，要是马虎的坦克手不向他敬礼，格特马诺夫会停在他面前，拄着人人皆知的棍子，摘下制帽，像个乡下老头那样朝他深深鞠躬。
格特马诺夫并不敬重那些经历过战争初期艰难日子的人。他有一次说起诺维科夫特别喜欢的人，也就是第一旅旅长马卡罗夫：
有时，吃完晚饭，他变得很健谈，讲起被揭露的破坏分子和在最出乎意料的地方进行破坏的反革命的故事。他们在医疗器械厂、部队制靴厂、糖果点心厂、州少年宫、莫斯科赛马场、马房和特列嘉柯夫美术馆进行破坏活动。
格特马诺夫问坦克手，他获第一是否很吃力。坦克手忽然活跃起来，他说：
“我跟您老实说，够了！简直让人讨厌！我们经常打着各民族友谊的旗号牺牲俄罗斯人。少数民族的人刚刚搞清楚字母表，我们就把他提拔为人民委员。即使我们俄罗斯人绝顶聪明，他也得靠边站，给少数民族的人让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倒变成了少数民族。我赞成民族友谊，但不赞成这样的民族友谊。够了！”
“对，首先得关心由我们负责管理的干部们，”格特马诺夫说，“为我们的半大小伙子们干杯！”
诺维科夫突然对格特马诺夫有了一种强烈的信任感，他说：
但涅乌多布诺夫耸耸肩，好像在说，把站在伏尔加河上的德国人同“寸土不让”这句话相比毫无意义。
战前，格特马诺夫领导一个州，就黏土耐火砖的生产和在煤炭研究所分所组织科研工作等问题发表演说，就市面包厂烤面包的质量和发表在地方不定期刊物上的不真实中篇小说《蓝火》，就汽车修理厂的工作和州商业局供应站商品贮藏的低质量，就集体农庄养鸡场鸡瘟病的流行发表讲话。
诺维科夫一直想搞明白，涅乌多布诺夫是靠什么样的素质得以当上将军的，并思考着这个像湖边小桦树一样反映在履历表上的军参谋长的一生。
涅乌多布诺夫同格特马诺夫一样，从来不向诺维科夫问起战争，可能为自己对前线的一无所知感到不好意思。
“我要从他身上把1941年的那套哲学打掉！”
屋子里进来的是涅乌多布诺夫，脸色苍白，大脑门，一头浓密的白发。他打量一下酒杯和酒瓶，把文件夹放在桌上问诺维科夫：
他们碰杯，一饮而尽。
“重要的是，这个同志将如何同德国人作战，我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此。”诺维科夫说，“至于他的爷爷在什么地方祈祷过上帝，是在教堂还是在清真寺……”他想了想又补上一句：“或是在犹太教堂？我都无所谓……我这样认为：战争中最主要的是射击。”
“好吧，就为老爷子，为我们的父亲干杯。在他的指挥下顺利抵达伏尔加河。”
“那是，那是，正是这样。”格特马诺夫高兴地说，“我们坦克军干吗要去建个犹太教堂或是再来个什么祈祷室？我们毕竟是在保卫俄罗斯。”
诺维科夫与他的下属们和往常一样，在类似的情况下常常觉得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全彻底掌握教学大纲。但是，掌握发动机和传动部分运转状态、火炮技术、光学和无线电设备的学习阶段结束了。射击指挥，目标的判断、选定和分配，射击方法的选择，射击开始时机的确定，炸点的观察，修正量的校正，目标变换的教练全结束了。
“他没有了肠子，胃也切除了一块，还当什么参谋长？”格特马诺夫说，倒了杯白兰地递给涅乌多布诺夫，“干了吧，将军同志，趁肠子还在其位。”涅乌多布诺夫微微扬起眉毛，探询地用明亮的灰色眼睛望着诺维科夫。“请，将军同志，请。”诺维科夫说。
“只不过我可没那福分。”诺维科夫心想，感到自己像小男孩那样脸红起来。
“喂，斗士们，轻些吵。”诺维科夫说，隔壁立刻静下来。
他望了望诺维科夫，然后又瞥一眼涅乌多布诺夫。
他到乌拉尔随身带着猎枪，军里所有爱好狩猎的人都惊呆了。可诺维科夫说，也许尼古拉沙皇当年就是用这样的火枪打猎的。
诺维科夫被涅乌多布诺夫那毫无表情但专注的目光，被他那圆滑的言辞和经常不变的平静的语调弄得十分烦闷。
这时诺维科夫感到，也太糟糕了，只会愚蠢地去爱。但关于这种愚蠢地去爱的天分，他不想与格特马诺夫谈。这时，格特马诺夫变得严肃起来，教训坦克手说：
战前，他曾两次出国。他是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进行过特殊登记。过去诺维科夫不太明白，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和优越性。
这个有着大脑袋、头发蓬乱、个子不高，但宽肩膀、大肚子、好动、大嗓门、笑眯眯的人是个不知疲倦、活动能力很强的人。
格特马诺夫同情地点头说：
“嘿，我们有个坚定勇敢的政委！”
他脾气暴躁，不喜欢听反对意见。当有人同他争论时，他阴沉着脸，呼哧呼哧直喘气。有一次他恼恨极了，便挥起手，给固执己见、被人叫作“原则性强得可怕”的重炮团参谋长古边科夫大尉来上一拳。
“我一直在观察这俩鬼东西。我同您一走，他们就跟在后面，无论去射击，还是去法托夫营。我踩着石头过河，您跳了过去，还蹬蹬腿，把泥甩掉。我看到我的公务员也踩着石头过河，您的中尉却跳了过去，而且也蹬蹬腿。”
“我，怎么，出于对卡尔梅克民族的特殊好感来压制俄罗斯人？”他朝涅乌多布诺夫转过身子说，“好吧，请下令让萨佐诺夫少校暂时代理二旅参谋长。”
诺维科夫思忖着，盯着桌上的文件，用指甲敲着酒杯说：
格特马诺夫说：
战争爆发时正赶上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在国外。他只是1942年初才回到莫斯科、回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他这才看到了莫斯科河南区的街垒和防坦克的菱形拒马，才听到空袭警报。
涅乌多布诺夫说：
他的语调里好像有一股对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的谴责，而这场斗争，诺维科夫知道，格特马诺夫是参加过的。诺维科夫重新瞥一眼格特马诺夫，表示无法理解。
关于战争、关于集体农庄、关于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的著作、关于中华民族、关于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优点、关于西伯利亚的气候、关于军大衣呢子的质量，或是关于金发女郎的美貌胜过黑发女子的谈话，他的见解从不越雷池一步。
他发现在格特马诺夫热烈专注的目光里隐含着嘲笑，他只能生气地暗想：“唉，太匆忙了。”
有一天格特马诺夫对他说：
“好样的，对坦克的爱，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因此你取得了成就。”
格特马诺夫的公务员用责备的口吻议论固执的大尉：“真见鬼，把我们政委惹到这种地步！”
“喂，朋友，到前沿来走走吧。”
这两个人虽然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却被某种牢固的共同性联系在一起。
格特马诺夫冷笑着朝诺维科夫看了一眼。如今，格特马诺夫斟满酒，也像那次那样冷笑着朝诺维科夫看了一眼，说：
蓦地，一切全消失了，坦克、战斗条令、射击、森林、格特马诺夫、涅乌多布诺夫……叶尼娅！难道他将重新见到她？
他喜好召开红军大会，他的语言很吸引人，他讲得简单明了，充满幽默，有时引用十分地道的粗话。
诺维科夫犹豫了一下说：
格特马诺夫往窗间墙上的小柜探过身子，用手指敲了敲说：
“反对意见当然没有，”格特马诺夫说，“我能有什么反对意见……不过有点自己的想法。二旅副旅长，上校是亚美尼亚人，他的参谋长将是个卡尔梅克人，再加上三旅参谋长利夫希茨中校也是卡尔梅克人。也许我们没有卡尔梅克人也能对付过去？”
这支枪是涅乌多布诺夫1938年凭某种证件获得的，正如他凭证件从某些特殊仓库里获得过家具、地毯、瓷器、餐具和别墅一样。
通常，从呈报军衔到获得军衔这中间的周期相当长，但涅乌多布诺夫的周期却快得出奇，仿佛人民委员正等着涅乌多布诺夫的呈报，以便立刻签署呈文。档案材料具有奇怪的特性，它们解释人生的所有秘密和成功失败的原因，但一分钟过后，在新的情况下，原来它们什么也说明不了，相反，还把实质弄混了。
他突然沉下脸，恶狠狠地说：
“怎么是您的，中尉同志，您怎么啦，糊涂啦？”并且立刻补充，已经改用“你”称呼：“你往哪儿放？别动，这是我的白衬领。”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老爷子还是喜欢人们把他叫作天才的。”
诺维科夫以他无法掩饰的匆忙，又斟上酒说：
“在日常生活中，平心而论，这没错。不过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一见钟情！”格特马诺夫说，笑了起来。但在他那宽厚的笑声里，有对小伙子那可笑的坦克之爱的某种不赞同的成分。
涅乌多布诺夫很清楚，战争结束，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才能结束。
“今天收到一份总参谋部的综合报告，情况严重。德国人已经抵达厄尔布鲁土山，在斯大林格勒他们把我们的部队挤下了伏尔加河。我想坦率地说，在这些事情上有我们的责任——朝自己人开枪，残害我们的干部。”
“引文与引文不一样。书上说过的难道还少吗！曾经说‘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土地，自己的土地也寸土不让’，可如今德国人在何处？”
“是啊，这帮人糟蹋了那么些优秀人才，政委同志，他们在军队里干了许多坏事。审讯时把克里沃鲁奇科军长的眼珠都打掉了，军长也用墨水瓶打伤了侦查员的脑袋。”
战争按自己的方式重新修改履历表、自传、鉴定和奖状……因此上级任命的涅乌多布诺夫变成了诺维科夫上校的属下。
诺维科夫听后嘲笑说：
他们沉默起来，仔细听着邻屋小声发出的唏嘘声。
“什么？初级政治指导员同志，这怎么会是您的？看看吧。”这是诺维科夫的副官和格特马诺夫的公务员在整理自己为首长洗过的内衣。
格特马诺夫突然说起军参谋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
战争这个新的教员，将迅速使战士们掌握得更好，将督促后进，填补所有的空白点。
“不，没什么吃力的。我十分喜爱那玩意儿。刚从乡下来到学校，一见到它就马上爱上了，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坦克车长一面回答上级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面不易察觉地用手掌抚摸着坦克的装甲。
如今他又坚定地就燃料的质量、发动机的磨损标准、坦克战的战术、步兵、坦克、炮兵在突破敌人永备防御工事时的协同作战、行进中的坦克、战斗中的医疗工作、无线电密码、坦克手的士气和心理、每个乘员组内部和乘员组彼此间关系的特殊性、坦克的抢修和大修、损坏的坦克从战场的撤离等问题发表讲话。
“我们真幸运，德国人一年工夫就让老百姓厌恶得比共产党人二十五年还要厉害。”
诺维科夫沉默不语，虽然他喜欢同马卡罗夫议论战争初期那被某种东西拽着走的可怕日子。
格特马诺夫那副觉得自己永远是当家人的派头令诺维科夫不快，他总是相信自己有权在会议上啰里啰唆说一通他一窍不通的技术问题。格特马诺夫还会大模大样用别人的白兰地招待客人，把客人安置在别人的床上休息，看别人桌上的文件，同样自信他有这种权限。
涅乌多布诺夫比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年长，早在1916年就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小组蹲过沙皇的监牢。
诺维科夫打开小柜门，取出瓶白兰地，往浅蓝色厚玻璃杯里倒了两杯酒。
“一个可爱的好人，布尔什维克，真正的斯大林分子。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坚定沉着。我因为1937年而记得他。叶若夫派他到军区进行清洗，可我，您知道，那时连个托儿所还都管理不好呢。但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不是条大汉，而是把斧子，按照名单一个个枪毙，不比乌尔里希差，没有辜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信任。应该，应该现在把他请来，不然他会见怪的。”
尽管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对军事业务一窍不通的格特马诺夫，但还是恼火地意识到自己在他面前的怯懦。
国内战争后，听从党的动员，他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边防部队服役，又被派往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任年级党组织书记……后来他在中央军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
格特马诺夫和善地说：
格特马诺夫挥了下手。
“那就暂时任命巴桑戈夫少校为旅参谋长，”诺维科夫说，“他是个精明能干的指挥员，还在沃伦斯基新城城下就参加了多次坦克战。没反对意见吧，政委？”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很器重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他是不会看错人的，脑瓜子聪明，啊，可真聪明。”
他有极好的记忆力，显然他读过很多书，研究过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争论时他常常说：“斯大林同志还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并引文为证。
“是啊，”诺维科夫慢吞吞地、不乐意地说，“那时有些人是做了蠢事。”
军长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该为谁干杯？”
有一次，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来到法托夫大尉的坦克营，在一辆获军射击第一名的坦克旁停下。
诺维科夫应该知道该为谁干杯，因此格特马诺夫问：
很难搞清楚，这不知是他的持重，还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
格特马诺夫小声嘟哝道：
“是啊，是啊。”诺维科夫心想，没说话。
在自己论断的果敢和尖锐方面，格特马诺夫好像同涅乌多布诺夫正相反。
“你胡说，这是我的袜子。”
诺维科夫望一眼政委，但在这个机敏的四十岁男人那颧骨突起、长着双笑眯眯的令人不快的眯缝眼的宽脸庞上，你又能看出什么呢？
“萨佐诺夫是个出色的指挥员。”
有时却突然冷笑道：
而格特马诺夫却哈哈大笑着说：
“来吧，军政委同志，为那些由我们率领投入战斗的人干杯，愿他们少流血。”
“为斯大林同志！为不辜负他的信赖！”
“说实在的，那玩意儿有什么可爱的？它目标大，击毁它是最容易不过的，它轰隆轰隆乱响，像个大傻瓜，自己暴露自己，乘员组被轰鸣声吵得神志迷糊。它行进时东颠西簸，既无法清楚地观察，也不能准确地瞄准。”
“我们怎么办，上校同志，第二旅参谋长米哈廖夫一个半月才能回来，我已经收到区医院的书面鉴定。”
于是，想学会做个粗鲁的、好用权势的、严厉的人的诺维科夫又一次感到自己在政委面前缺乏信心。“算啦，算啦，”他边想，边安慰自己，“我不懂政治。我是个无产阶级军事专家。把德国人打得粉碎就行了，别的事与我无关。”
“是啊，为谁干杯呢？”
“我们的路线要经过古比雪夫。我们的军长可以有机会同谁会会面了吧。来，为会面干一杯。”
尽管他从未上过前线，旅里人们都说他：
在乌拉尔林区小村一间宽敞、明亮、整洁的屋子里，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和政委格特马诺夫终于把得到退出预备队命令的旅长们的报告全部浏览了一遍。
这种胆量并没有使交谈对方受到感染，反倒引起了惊慌不安。
最近几天工作废寝忘食，终于要迎来寂静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