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您打算怎样呢？”母亲终于说话了。
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又在窗前坐下，我记得，我又把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想了很久。我糊涂了；我怎么也想不通：哈尔洛夫默默地忍受他的家属对他的侮辱，几乎从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为什么他就不能够控制自己，不能够忍受像苏威尼尔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嘲笑和挖苦呢。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无谓的责备即使是出自他所轻视的人的嘴，有时也会给人带来多么无法忍受的痛苦。苏威尼尔提到的他所痛恨的斯廖特金的名字，就像火花掉到火药里面一样；那个最痛的地方怎么经得起这最后的一针！
过了一个钟头的光景。我们的轻便马车驶进院子来了；可是只有总管一个人坐在车上。然而母亲明明对他说过：“您找不到他就不用回来见我！”克维钦斯基匆匆地跳出马车，跑上了台阶。他的脸上有一种惶惶不安的表情，——这几乎是他从来不曾有过的！我马上走下楼，跟在他后面进了客厅。
“也在那儿。他比谁都叫得凶——可是他毫无办法。”
“是啊，是啊，”母亲说，“用半寸厚的薄板……”
“太太，就是这样。他在顶棚的板条上走来走去，拆他左边和右边的木板。您明白，他有超人的力气！说一句真话，屋顶可真简陋啊：铺得稀稀拉拉，用半寸厚的薄木板盖的，木钉也只有一寸长。”
“他的女儿呢——她们怎么样？”
“可是他在拆自己的房子。”
“他站在新宅的屋顶上——正在拆屋顶。我敢说，已经扔下了四十块木板，也许还要多呢；椽子也扔下了五根。”（我记起了哈尔洛夫的话：“他们不会有屋顶了。”）
“看见了。”
“斯廖特金也在那儿吗？”
“稀稀拉拉，用半寸厚的薄木板，”她重说了一遍，显然在这些字里面，她连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明白……
“总管先生，您得随身多带些绳子和消防钩，”日特科夫用他的低音说；“要是有网的话——不妨也把它带去。有一次我们团里就是这样……”
“那您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呢？”
日特科夫气得更厉害了；克维钦斯基鞠一个躬，便出去了。
管事带着惶恐的样子，向我母亲报告马丁·彼得罗维奇刚才又意外地走了的消息，母亲非常生气。管事不敢隐瞒马丁·彼得罗维奇离开的原因；我不得不出来证实他的话。
“太太，请允许我事先向您说明：结果是没法保证的，哈尔洛夫先生力气很大，而且他现在不顾死活了；他认为自己受到的侮辱太大了！”
“女儿——什么也做不了。她们跑来跑去……乱嚷乱叫……有什么用处呢？”
“在屋顶上；这就是说，他站在顶棚的板条上——正在拆屋顶。”
日特科夫生气了，就声明，他以为也叫他去……
“我回来请示的。没有人什么事都做不成。那儿的农民全吓得躲起来了。”
母亲望着我，好像要我来证明，是不是她听错了。
“不，不！”母亲插嘴说。“你还是留下来的好……让维肯季·奥西波维奇一个人去办吧……维肯季·奥西波维奇，您走吧！”
应该怎么办呢？派人到城里去找县警察局局长呢，还是召集农民？母亲完全没有主意了。
“‘麻上……麻上……’我知道你那一套‘麻上’！”母亲带着责备的口气重说了他的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她按铃叫人把克维钦斯基找来，吩咐他马上坐她的轻便马车到叶西科沃去，无论如何得找到马丁·彼得罗维奇，把他带回来。“您不找到他，就不用回来见我！”她说。这个阴沉的波兰人默默地鞠了一个躬，走出去了。
“开恩吧，我麻上，麻上（马上，马上）……”苏威尼尔讨好地、结结巴巴地说，一面把他的臂肘放到背后去。
“并没有，什么事也没有。”
“马丁·彼得罗维奇就站在屋顶上？”
“他出了什么事情？中风了？”
这显然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件。
“好？把他带回来了吗？”母亲问道。
到我们家来吃午饭的日特科夫也毫无主意。他果然又提到军队，可是他也没有什么主张，不过表示恭顺和忠诚罢了。克维钦斯基明白，他得不到什么指示了，他带着他所特有的带嘲笑的尊敬，对母亲说，倘使她允许他带几个马夫、园丁和别的家仆们去，他倒要试一下……
“什么？”
“是啊，是啊，”母亲接口说，“这全是可恶的苏威尼尔闯的祸！这件事我决不会饶恕他的！维肯季·奥西波维奇，您走吧，带着人出发吧！”
克维钦斯基冷冷地笑了笑。
“没有，”克维钦斯基答道；“我不可能把他带回来。”
“亲爱的先生，请您不要来教导我，”克维钦斯基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没有您，我也知道应该怎么做。”
“这全是你做的好事！”母亲对苏威尼尔嚷道，他像兔子似地窜上前来，甚至吻了她的手。“这一切应当怪你那该死的舌头！”
“这是为什么？您看见他吗？”
“对，对，”母亲打断了他的话，“您就去试一下吧，亲爱的维肯季·奥西波维奇！只是请您快点去，我完全负责！”
母亲睁大眼睛望着克维钦斯基。
我跑到马房里，亲手给我那匹马匆匆地加了鞍，就跨上它，顺着到叶西科沃的路跑去。
“他一个人……站在屋顶上，在拆屋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