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们那辆六匹深褐色马拉的、四个座位的家用大马车平稳地驶到我们宅子的台阶前，车夫台上坐着那个当过“御车夫”的领班，灰白胡子的胖子阿列克谢伊奇。哈尔洛夫着手办的事情的重要性，和他邀请我们的庄重态度影响了我的母亲。她亲自吩咐套上这辆特别的轻便马车，还叫我和苏威尼尔穿上节日的衣服：很明显，她要尊敬她的protégé。至于克维钦斯基，他一向总是穿燕尾服，打白领带的。一路上苏威尼尔像喜鹊似地说个不停，哧哧笑着，谈论他的姐夫会给他什么，接着又骂他姐夫是傻瓜，是妖怪。克维钦斯基是一个阴沉的、容易激怒的人，他终于忍耐不住了。“您尽瞎扯这种没有意思的废话，”他带了很重的波兰口音说起来，“何苦呢？难道您不说这些‘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这是他的口头禅〕的废话，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吗？”“好，麻上（马上）不说，”苏威尼尔不高兴地、含糊不清地说，便把他的斜眼移向小窗了。不到一刻钟，在新马具的细皮带下面稳步跑着的马刚冒出热气的时候，哈尔洛夫的田庄已经看得见了。我们的马车穿过大开的门，驶进了院子。骑在前排左马身上的小马夫（他的腿垂下来还不到马身体的一半）发出一声孩子气的尖叫声，最后一次在柔软的马鞍上跳起来，同时老阿列克谢伊奇的双臂便张开，微微地举起，一声轻轻的吆喝声，我们的马车便停住了。不见一只狗带着狂吠出来迎接我们，那些敞开长衬衣、微微露出大肚皮的家仆的男孩们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哈尔洛夫的女婿在大门口等着我们。我记得，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仿佛像在“三一节”似的，插在台阶两边的小白桦枝子。“锦上添花，”苏威尼尔哼着鼻音说，他最先跳下了马车。果然，一切都现出庄严的意味来。哈尔洛夫的女婿系上一条结着缎子蝴蝶结的长毛绒领带，穿一件非常窄小的黑色燕尾服，他背后出现了马克西姆卡，他的洒上克瓦斯的头发湿得直在淌水。我们走进客厅，便看见马丁·彼得罗维奇一动也不动地屹立——真是屹立——在屋子当中。我不知道苏威尼尔和克维钦斯基看见他巨大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却有一种类似肃然起敬的感情。马丁·彼得罗维奇穿一件黑色高领的、灰色哥萨克宽大上衣，这也许是一八一二年他在民团服务时的制服吧，胸前佩着青铜勋章，身边挂了一把马刀，左手按着刀柄，右手撑在铺红毡的桌子上。这张桌子上放了两张写满字的纸。哈尔洛夫动也不动，连气都不透一口；他的态度显得多么尊严，他对他自己，对他那种无限的、而且无可置疑的权力又是多么相信啊！他只是点点头来欢迎我们，一边声音嘶哑地说：“请坐！”——用左手的食指指着一排椅子。客厅里右面墙边，站着哈尔洛夫的两个穿礼拜天服装的女儿：安娜穿了一件丁香色带绿色的里面一样的衣服，束了一根黄色绸带；叶芙兰皮亚穿一件镶深红色边的粉红色衣服。日特科夫站在她们旁边，他穿了一身新制服，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平时那种迟钝而又贪婪的期待神情，他那多毛的脸上冒出了比平常更多的汗珠。客厅里左面墙边坐的是神父，这个老人长着一头褐色硬发，身上穿了一件鼻烟色的旧法衣。这种头发，无精打采的、没有光泽的眼睛，生茧的大手（这双手似乎是他自己的重负，像一堆石头似地压在膝盖上），和法衣下露出来的一双擦过油的皮靴——这一切好像在诉说他那没有欢乐的、辛苦的生活：他的教区是很穷的。坐在他旁边是县警察局局长，一个肥胖而带苍白色、邋遢的绅士，有着肥软而短小的手和脚，黑眼睛，修剪得整齐的黑色唇须，脸上经常带着虽然快乐、却毫无意义的微笑：照当时的说法，他是出名的大受贿者，甚至是个暴君；但是不单是地主，就是农民也跟他很熟，而且都喜欢他。他非常随便，而且略带嘲讽地朝四周望望：看得出来，他觉得这整个“手续”都很可笑。他感到兴趣的，事实上只有就要端上来的冷菜和伏特加。可是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书记官（这是一个干瘦的人，有一张长脸，从耳边到鼻端的中间留了一片窄窄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流行的连鬓须），却全神贯注地参加马丁·彼得罗维奇主持的仪式，他那双严肃的大眼睛牢牢地盯住马丁·彼得罗维奇；由于聚精会神和同情的缘故，他一直在动、在扭他的嘴唇，却并不把嘴张开。苏威尼尔先告诉我，他是本省共济会的领袖，然后便挨着他坐下，低声跟他谈起话来。人人都知道，县法庭临时分庭是由县警察局局长、书记官、警长三个人组成的，可是警长也许并没有出席，不然他就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然而，在我们县里他有一个“不存在的人”的绰号，好像总是“无法查明此人”似的。我坐在苏威尼尔的旁边，克维钦斯基坐在我的旁边。在这个讲究实际的波兰人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对这次“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之行，和徒然浪费时间的懊恼来……他仿佛在小声地自言自语：“贵族太太！俄罗斯贵族的幻想！这些俄罗斯人实在叫我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