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伤害了他……”人丛中又响起了这句话。
“他们伤害了他，”第一个农民又说了这句决定性的话。
几天以后，在我们附近流传着一个消息：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哈尔洛娃永远离开了她父母的家，把她的财产全部送给她姐姐和姐夫了——她随身只带了几百卢布……
这以后不久，母亲和我就搬到莫斯科去了，——许多年过去以后，我又有机会见到了马丁·彼得罗维奇的两个女儿。
“可是，死者本人不是对你们也很凶吗？”我向一个农民问道。我知道他是哈尔洛夫的农民。
“看来，安娜当真独揽一切了！”我母亲说，“只是我们，”她对着那个陪她打牌的日特科夫（他现在代替了苏威尼尔的位置），接下去说，“你我的手段太不高明了！”
“兄弟，要是他喝醉倒好了，”在教堂门口，一个农民对另一个农民说。
“有人不喝酒也会醉的，”那个农民答道。“这是多么意外的事情。”
“他临终的时候想对她说什么呢？”我骑上我那匹德国种的跑马回家去的时候，这样地问我自己。“我不会咒诅你？还是我不会宽恕你？”大雨又落下来了，可是我仍旧骑着马慢慢地走。我想尽可能久地没有人来打扰我，我要好好地沉思。苏威尼尔已经搭上一辆跟克维钦斯基同时来的大车走了。不管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年轻，多么轻率，可是意料中的、或者意料不到的（那都是一样！）死常常在所有人的心中唤起的这种突然的、总的（不止是局部的）变化，它的庄严，它的重要性，和它的真实性不能不使我惊愕，我真是惊愕万分……不过我的惶惑不安的、孩子气的眼睛仍然马上注意到许多事情：我注意到，斯廖特金迅速而胆怯地把枪扔在一边，就像扔下偷来的东西似的；他和他妻子两个人一下子变成人们不理睬、被大家疏远的对象；他们两个人的周围马上变成空旷的……至于叶芙兰皮亚呢，虽说她的罪过并不比她姐姐的轻些，可是人们对她并不这样疏远。她倒在死去的父亲脚跟前的时候，她甚至引起了人们的某种同情。至于她也有错——这一点大家还是感觉到的。“你们伤害了老人家，”一个头很大、头发白了的农民说，他好像古代的裁判官，一部白胡子和两只手都拄在一根长木杖上面。“你们的灵魂有罪！你们伤害了他！”“伤害”这个词马上被大家当作不可改变的判决接受了。人民的审判宣布了，我马上明白这个事实。我也看出来斯廖特金起初不敢出来主持一切。人们并不管他有没有吩咐，就把死者的遗体抬进宅子里去了。没有问过他的意见，神父就到教堂去拿需要的东西；村长就到村子里去派一辆马车进城。连安娜·马丁诺夫娜本人也不敢用平常那种威严的口吻来叫人准备茶炊了，“要热水来洗尸体呢。”她的吩咐倒跟恳求差不多——然而人们还是粗暴地回答她……
“他们伤害了他，”另外一些农民附和道。
“当然，他是老爷，”农民回答道；“不过……他们还是伤害了他！”
在坟地上，叶芙兰皮亚还是惘然若失地站在那里。沉思……痛苦的沉思在折磨她。我看到她对待斯廖特金的态度，斯廖特金好几次对她讲话，她对待他，好像她从前对待日特科夫那样——而且更要凶些。
在教堂里，和在葬仪举行的时候，我觉得斯廖特金又恢复他的好兴致了。他又像从前一样地发命令，忙起来，还是毫不放松地监督着，不让多浪费一文钱，虽然这回办丧事本来并不要他掏腰包。马克西姆卡穿了一件我母亲赏给他的全新的宽大上衣，在唱歌班中发出那样的男高音的歌声，不用说，更没有人会怀疑他对死者的忠诚了！姐妹两个人照例都穿上丧服——可是看起来，她们惶惑不安的样子倒比悲痛多些，尤其是叶芙兰皮亚。安娜现出一种温顺的、愁眉不展的样子，可是她并没有哭，只是不停地用她那美丽的、瘦小的手摸她的头发和脸颊。叶芙兰皮亚一直在沉思。在哈尔洛夫死去的那一天，我所看到的那种普遍的、不能变更的疏远和谴责，现在我似乎又在所有到教堂参加葬仪的人的脸上，在他们的一切动作上，和一切眼光里看到了，——但是它更严肃，更冷淡了。仿佛所有这些人都感觉到哈尔洛夫家属所犯的罪过——那种重大的罪过——现在已经交给惟一的、公正的裁判者来判断了，因此，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为它不安或者愤慨了。他们诚心地替死者的灵魂祷告——那人活着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喜欢他，他们甚至害怕他。死来得实在太突然了。
三天以后，马丁·彼得罗维奇的葬仪举行了，由母亲负担全部费用，他的死使我母亲非常伤心，她吩咐不要节省开支。她自己并不到教堂去，据她说，她不愿意看见那两个坏女人和那个卑劣的小犹太；不过她派克维钦斯基、我和日特科夫到那儿去；她从那个时候起就只是叫日特科夫做“乡下女人”了！她不许苏威尼尔到她跟前去，而且过了好久，她还生他的气，称他为杀死她朋友的凶手。这种冷淡使他深感痛苦，他经常在我母亲待的屋子的隔壁屋子里踮起脚走来走去，发作了一种惊惶不安的、卑怯的忧郁，他一面打颤，一面低声说：“麻上（马上）！”
日特科夫垂头丧气地望着他的厚大的手掌……“它们真不高明！”他好像是在对自己说话……
我仍然在想着这个问题：他本来要对他的小女儿说什么呢？他要宽恕她呢，还是咒诅她？我最后决定是——他要宽恕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