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在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开以后。这个法国人想到自己像炮弹似的（comme une bombe）落到俄国来，实在忍受不了，所以他整天带着怨恨的神情躺在床上。我父亲对我亲切，却并不关心，我母亲差不多不理我，虽然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她的心让别的一些忧虑占据了。我父亲当时还算年轻，而且非常漂亮，他为了财产的缘故跟母亲结了婚，母亲比父亲大十岁。我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她老是激动，嫉妒，生气，可是不敢在我父亲面前露出来；她非常怕他，他总显得那么严肃，冷静，疏远……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镇静、更自信、更有威风的人。
“哦！”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伊奇齐声说，“那太好了……讲给我们听！”
献给安年科夫
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我呼吸它，它跟着我的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实现的。
谢尔盖·尼古拉伊奇是一个圆脸的小胖子，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先看一下主人，然后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里。他们在无愁园对面卡卢加门附近租了一所别墅。我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并不用功，也不着急。
“我的初恋的确不算十分平凡，”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稍微有点迟疑地回答，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的黑头发中间已经现出灰白色了。
“好吧……不成，我不想讲故事，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我会把故事讲得枯燥，简短，不然就是冗长，不自然。倘使你们允许的话，我可以把我记得的事情都写在笔记本里，念给你们听！”
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那时候我十六岁。
“可是，”母亲说，“那倒好些。”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说。“我的初恋也没有多大趣味；我认识我现在的妻子安娜·伊万诺夫娜以前，我从来没有爱过谁：我们中间的经过情形也非常顺利，我们两家父亲给我们做主，我们不久就互相恋爱了，很快地就结了婚，我的故事用两句话就可以讲完。我老实说一句，先生们，我提出初恋这个题目，就是指望着你们，你们年纪不算大，可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您可以给我们讲点有趣的吗？”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过的最初几个星期。天气好极了，五月九日，就是圣·尼古拉节那一天，我们搬到城外去。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有时到无愁园，有时就溜到郊外；我随身总带一本书——例如盖达诺夫的教科书，可是我很少去翻它；我倒常常高声朗诵诗篇，我背得出很多诗句；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我的心在发痛，有一种极舒服、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我总是在期待着，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叫我害怕似的，而且我对什么都感到惊奇，我整个的身心都准备好去接受什么。我的幻想在活动，一直绕着那一些同样的形象急急地转来转去，就像雨燕在晨光中绕着钟楼飞翔一样；我沉思，我忧伤，我甚至掉下了眼泪；然而即使在有音乐旋律的诗歌，或者黄昏的惊人的美所引起的眼泪和忧伤中间，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欢乐感情也还像春草似地生长起来。
下面的故事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
主人按了铃，吩咐仆人收去吃剩的晚餐。
我们的别墅是一所有圆柱的、木结构的宅子，两边各有一所侧屋。左边的侧屋是制造廉价糊墙纸的小工场，我不止一次溜到那里去，观察那十多个身体瘦弱、头发蓬乱、穿着油腻长衫、面容憔悴的小孩，他们不停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版的木杠杆上跳动，靠他们瘦弱身体的重量，印出糊墙纸的各色花纹。右边侧屋还空着，是预备出租的。有一天——五月九日以后三个星期的光景——那所侧屋的百叶窗打开了，露出来女人的脸；有一家人搬进来住了。我记得就是这一天午饭的时候，母亲问起仆人，我们的新邻居是什么人，她听到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的名字，起先倒带点敬意地说：“啊，公爵夫人……”后来又添上一句：“一定是一位穷的。”
我有一匹小马，我常常亲自给它上鞍，骑着它独自远行，我纵马疾驰，想象自己是一个古代比武场中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叫得那么高兴！——或者仰望天空，把它那明媚的阳光和蔚蓝吸引到我的开放的心灵里来！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能算有钱的女人，她所租的那所侧屋是那么破旧，窄小，而且又是那么低，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不乐意住在那里。不过当时我听过就忘了。公爵的头衔对我没有什么作用：我刚念过席勒的《强盗》。
“非常简单。我第一次追求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是在我十八岁那年；然而就是在追求她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我后来追求别的女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一句真话，我的初恋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对我奶妈的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恋爱。可是这件事早已过去了。我跟她中间的详细情形，我都忘记了，即使我还记得，谁又有兴趣来听这些呢？”
朋友们起初都不同意，然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又聚在一块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履行了他的诺言。
我记得那个时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爱的幻影在我的脑子里差不多还没有成型，然而我所想到的，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中间，已经有一种新鲜的、说不出的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一种半意识的、羞涩的预感偷偷地在那儿隐藏着了……
父亲冷冷地望她一眼，母亲不做声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曾有过初恋，”他后来说，“我一开头就是第二次恋爱。”
“他们雇了三部出租马车来的，太太，”仆人恭敬地端上菜盘，一边说；“他们自己没有马车，太太，他们的家具也很简单。”
客人早就散了。钟敲过十二点半。屋子里只留下主人、谢尔盖·尼古拉伊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那么，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他点燃起一支雪茄烟，在圈手椅里把身子更靠紧椅背，一面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得讲一讲自己初恋的故事。谢尔盖·尼古拉伊奇，该您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