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我母亲对待马丁·彼得罗维奇非常亲切；她知道，他对她本人怀着多么深的敬意。“太太，贵夫人！她是我们一流人。”他老是这样说起她。他称她为恩人，她也把他当作一个忠心的巨人，为了保护她，他会毫不迟疑地挺身出来，一个人对付一大群农民；虽然这一类乱子，连想都没有人想到会有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根据我母亲的看法，没有丈夫的女人（她早年居孀）对像马丁·彼得罗维奇这样的保护人是不应该轻视的。并且，他是一个性子直爽的人，从不逢迎人，不向人借钱，又不喝酒；再说，他也不是一个傻瓜，虽然，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母亲信任马丁·彼得罗维奇。有一天，她忽然想到要立遗嘱，就请他当见证人，他特地赶车回家去拿铁边圆眼镜，——不戴眼镜他无法写字；他在鼻梁上架着眼镜，一面喘气，一面喷气，花了一刻钟的时间，好不容易地勉强描成他的官级、教名、父称和姓，并且还给这些四四方方的很大的字母绘上花边和字尾；可是他一完成这件工作，就说，他已经精疲力尽，在他看来写字也好，捉跳蚤也好，都是一样困难的事情。是的，我母亲尊敬他……然而，在我们家里，却不让他到饭厅以外的地方去。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气味：土地味，树林腐烂味，沼地烂泥味。我那个老奶妈常常肯定地说：“真是一个树精呀！”吃饭的时候，马丁·彼得罗维奇总是坐在角落里一张特别的桌子跟前。对于这件事他并不见怪，他知道别人坐在他旁边会感到不舒服，而且这样他也可以吃得自在些。我猜想，自从波里菲姆的时候以来，没有人吃得像他这么多的。为了怕他吃不饱，在开饭的时候，总是先给他端上一罐六磅重的粥：“你知道，要不然，你会把我的饭菜都吃光的！”我母亲说。“是这样的，太太，我能够吃光它！”马丁·彼得罗维奇边笑边说。
他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讲故事。“话讲多了要气喘的！”他用责备的口吻说。只是有人向他提到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他在民团服务，得到过一枚青铜勋章，每逢节日，他就把它挂在圣弗拉基米尔绶带上），向他问到法国人的时候，他才讲一两个故事，然而，他总是肯定地说，从没有什么真正的法国人到过俄国，只有一些因为饥饿而拥进来的抢劫者，而且他还在树林里把这些废物揍过好多次。
真的，我想也没有一种药对马丁·彼得罗维奇有用处。他从来不生病。
“亲爱的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大声说。“你至少得找人医治你的嗓门，怎么哪！把我耳朵完全震聋了。简直是个大喇叭！”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恩人！”马丁·彼得罗维奇照例地回答道。“我管不了自己的嗓门啊。可是请您想想，又有哪一种药对我有效呢？我还不如少说话好。”
母亲喜欢听他讲他对于田产管理的各种意见；然而她不能够多忍受他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