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我最尊敬的彼·彼，所以连您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不过要是您还活着，您大概没有忘记我们这两个人吧？可是这并没有关系；我今天还是要给您写信。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情形还是像从前那样，没有什么变化；帕拉蒙·谢苗内奇和我两人照常为我们学校的事情忙着，学校渐渐地有了进步了。此外帕拉蒙·谢苗内奇还忙着念书，写信，并且照常地跟旧信仰者，教会的人士和波兰的流放者辩论种种的问题；他的健康非常好……我也很强健。可是昨天，二月十九日的文告到了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很早就盼望着它，因为好久以前我们就听到了谣言，说在彼得堡你们那儿正在进行着什么大事情……可是我仍然没法描写我们昨天的那种情形！您很知道我的丈夫；苦难并不曾把他改变一点儿，他反倒比从前更强壮、更有劲了。（我不能不指出穆莎把“有劲”写成“有精”了。）他的意志自来是像铁一般坚强的，可是这一回他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读它的时候，两只手一直在颤抖；随后他跟我接连地拥抱了三次，吻了我三次，他还想说什么话，——可是不，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淌眼泪了（这使我大吃一惊），突然间他大声叫起来：“乌拉！乌拉！上帝保佑沙皇！”——是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这是他亲口说的话！随后他又加上一句：“主啊，赦免您的仆人吧。”……又说：“这是第一步；以后还得有其它的步骤；”他就照他在家里的样子，仍旧光着头，跑出去找我们那些朋友，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消息。天气非常冷，外面甚至起了大风雪。我劝他不要出去，可是他不听我的话。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全身，头发上，脸上，胡子上（他现在有一部一直垂到胸前的胡子了），都盖满了雪，连眼泪都冻结在他的脸颊上了！可是他很有精神，很快乐，他还叫我开一瓶顿河崔姆良斯克产的香槟酒，我们跟他邀来的那几个朋友一块儿，为沙皇的健康，为俄国，为俄国全体自由人干杯；他又举起酒杯，两只眼睛望着地下，说：“尼坎德尔，尼坎德尔，你听见没有？在俄国再没有一个奴隶了！你在坟墓里欢笑吧，老朋友！”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例如：“我的期望已经实现了！”等等。他又说现在不可能往后退了；又说这个文告本身便是一种保证或是一种诺言……他的话我记不完全，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像这样地快乐了。所以我决定写信给您，让您知道我们在这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是多么地快乐、多么地高兴，让您也跟我们一块儿欢笑吧……
巴金 译
这封信是三月底收到的；五月初我又接到了穆莎寄来的另一封很简短的信。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帕拉蒙·谢苗内奇·巴布林就在接到文告的那一天受了凉，后来转成了肺炎，在四月十二日去世了，他活了六十七岁。她又说，她要留在她丈夫埋骨的地方，继续进行他遗留给她的工作，因为这是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最后的愿望，——因此便是她的惟一的法律。
作者像可是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底我接到了从穆莎那儿来的这样一封信：
又是十二年过去了……从一八四九年到一八六一年这十二年中间发生的事情，每个俄罗斯人都知道而且会永远记得的。在我个人的生活里也有过许多的变化，只是不值得在这儿细说罢了。在这些变化中间自然有不少使我发生兴趣、引起我关心的新的事情……因此巴布林夫妇的面影在我的脑子里渐渐地淡去，随后就完全地消灭了。然而我同穆莎的通信却没有断过——虽然事实上我们的信件的来往是非常地少；有时候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得到她和她丈夫的任何消息。我听说在一八五五年以后不多久政府便允许巴布林回到俄罗斯本土来；可是他不肯离开那个西伯利亚的小城，命运把他丢在那个地方，他却在那儿给自己造了一个窝，找到了一个养息的地方和一个活动的圈子……
这以后我就再没有得到穆莎的消息了。
一八六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