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说了，把头掉开了一会儿……先前那种柔顺的微笑又回到她的嘴唇上来了。“请不要问我，我是不是过得舒适，”我以为我现在在她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个意思。
“那么？”他突然问我道，“您解放了您的农民吗？”
“您住在哪儿，帕拉蒙·谢苗内奇？让我到您那儿去看看吧。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您就住在彼得堡。我们可以谈谈从前的事情，还可以谈起我们亡友的事。”
穆莎的声音断了。她像一张树叶似地浑身颤抖起来。
“我可以跟您一块儿走吗，帕拉蒙·谢苗内奇？”
“政府连我这个人的存在也不知道，我更不想细说我对它的态度了，”我说；“不过您可以放心。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我同情您丈夫的信仰……超过您所预料的程度。”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在床上，我的听差便送进来一封穆莎写给我的信：
穆莎皱了一下眉毛。“跟你谈这种事情是没有用处的，”我在她埋下去的脸上看出了这个意思。
我不久就知道巴布林是关在要塞里面……
穆莎摇了摇头。
巴布林被厨娘叫出去以后，许久都不见回来。穆莎有好几次用了不安的眼光望着他走出去的那道门。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来，向我道了歉，便也从那道门出去了。过了一刻钟她同她丈夫一块儿回来了；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焦急的表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可是巴布林脸上的表情突然改变了——现在换上了一种顽强的、差不多是狂热的表情。
“因此，您是忠于政府的。”
她那压抑了好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她的灵魂的大骚乱搅动了她那些过去的记忆，并且把它们带了出来，现在它们在她的内部活动起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完全相信“新的典型”并没有改变，还是从前那个热情的、爱冲动的天性……不过现在叫穆莎动心的不再是她青春时期喜欢的那些事情了。我第一次到这儿拜访他们的时候，我所认为是柔顺、温和的那种表情，还有实际上原本是那样的，像平静无光的眼光，冷静的声音，安静和朴素的态度——这一切只有跟“过去”，跟永远不会回来的往事连在一块儿才有意义……
“什么事？要什么？”他惊恐地问道。
“既然这样，那么您还抱怨什么呢？”我几乎要这样说出来了……不过我控制了自己。
“唉！幸而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没有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她差不多绝望地呻吟起来。“他看不到他的恩人，我们的恩人，也许是全世界最好最正直的人，让人在夜里凶暴地抓去，——他没有看到他们怎样对付这个可敬的老年人，怎样不客气地‘你’呀‘你’地叫他……他们怎样地威胁他并且用什么样的话威胁他！……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市民呢！那个年轻的军官一定也是那种没有良心、没有灵魂的人，跟我从前认识的那些人正是一类……”
穆莎给吓了一跳。
“我结婚了。我的妻子今天不大舒服；所以她今天没有来送丧。其实举行这种虚礼——这种仪式，一个人也就够了。谁会相信这种事呢？”
“你们……两个人？”
“是的，是这样的，”她毫不迟疑地说，“可是问题在这儿：帕拉蒙·谢苗内奇的信仰也许不久就要用行动来表现了。它们不能够再埋藏着了。我们有一些同志，我们不能够抛弃他们……”
“出了祸事了，巴布林，出了祸事了！”他急匆匆地小声说，他看见我这陌生的面貌，马上就退出去了。
穆莎·巴布林娜
“我想您的祖母大概死了吧，是吗？”
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同伴一路上不开口，也不抬起眼睛。跟我上次最后看见他的时候比起来，他现在完全是老头子了。他那张满是皱纹的铜色的脸跟他满头的白发成了一个很显著的对照。在巴布林身上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看出一种辛劳受苦的生活和不断的斗争的痕迹来；困苦和贫穷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一切事情都已经做完，普宁的遗体永远埋在那阴湿的……不错，在斯摩棱斯克公墓的阴湿的土里的时候，巴布林在那个沙土堆成的新坟前面，埋下他那个没有戴上帽子的光头，站了两分钟，然后把他那张仿佛已经变成冷酷无情的瘦脸和他那双无泪的、下陷的眼睛掉过来向着我，抑郁地给我道谢，就准备动身走了；然而我阻止了他。
巴布林并不马上回答我。
……帕拉蒙·谢苗内奇并不愿意这样：因为他以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为着别人牺牲自己——也没有权利为着事业牺牲；不过我对他说，这根本不是牺牲。当初我在莫斯科对他说我愿意做他妻子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过：“永不分离，永不变心！”所以一直到最后的日子都应当永不变心……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普宁，”他答道。
我有一种预感，我预先知道他会说出这个名字来，然而我心里还是颤抖了。我悲伤，可是我又高兴我居然有机会参加我的教师的葬礼……
“明天来，”她焦急地小声说。
我离开穆莎的时候，脑子里装了整整一大堆的想法。
如今是“现在”来讲话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巴布林现出这个样子。穆莎的脸色也完全变白了……巴布林突然咳嗽起来，一下子坐在一个凳子上面。我不想再在这儿待下去使他和穆莎两个人感到不方便，决定离开他们，我正在向他们告辞的时候，那扇通隔壁屋子的门突然又打开了，现出一个头来……然而这不是厨娘的头，——这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受了惊的年轻人的头。
“你们这班贵族先生们就是这样，”巴布林低声抱怨道。“用别人的手……给你们从火中取栗……你们就高兴这种事情。”
我们又谈到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穆莎告诉我，普宁留下了一只猫，那是他生前很喜欢的，他死了以后猫就跑到顶楼上去，留在那儿不肯下来，只是咪呜咪呜地叫个不停，好像在唤什么人似的……邻居们都害怕得不得了，以为普宁的鬼魂附在猫的身上了。
这次不止是七年，整整十二年又过去了，我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我的祖母死了好久了；我住在彼得堡，在内务部里做事。我也没有看见塔尔霍夫；他进了军队供职，差不多总是住在外省。我跟他碰见了两次，老朋友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们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去的事情。我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已经结了婚了。一个炎热的夏季的日子，我在豌豆街上散步，一面抱怨着把我绊在彼得堡的我那个官职，还有天气的闷热，同这个都市里的臭气和尘土。一个出丧的行列拦了我的路。这个行列就只有一辆小车，说得正确些，是一辆破柩车，车上放着一口简陋的木棺材，一块破旧的黑布把棺材盖了一半，因为马路高低不平，棺材在车上震动得厉害。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孤零零地跟在柩车后面。
我竭力安慰穆莎，我竭力想把话题转到一些更实际的事情上面去。有些步骤是我们必须采取，不能再拖延的：我们必须探听出来巴布林究竟关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和穆莎两个人的生活问题也得解决。这一切办起来困难不少；最需要的还不是找钱，倒是找工作，然而谁都知道，找工作却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您在葬谁呢？”我问道。
我暗暗地惊奇……穆莎的天真。
在他的屋子里最惹眼的地方挂着别林斯基的出名的石印肖像。桌子上面放了一本别斯土热夫编的旧的《北极星》。
“帕拉蒙·谢苗内奇是在担心着什么事情吗？”我终于说了出来。
审问开始了……而且一直拖延下去。我每个星期里面都要看见穆莎几次。她也跟她的丈夫见过几次面。可是整个不幸的事件到了决定关头的时候，我恰恰不在彼得堡。我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奉派到俄罗斯南部去了。在我离开彼得堡的期间，我听说巴布林被法庭宣告无罪；他的罪名就只有这一点：那班年轻人认为他是一个不会引起人注意的人，有时在他家里开会，他本人也在场；然而行政当局却下令把他送到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省份去定居。穆莎跟他一块儿去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次的会面是在一八四九年。不少的人仍然记得那是一个充满了怎样的骚扰和苦难的时期，而且那一年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事件吧。我在巴布林的举动上，在他的整个态度上看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两次他带着那么深的怨愤和憎恨，带着那么深的厌恶谈起政府的措施，谈起那班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这使我大为吃惊……
“您注意到了吗？”穆莎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担心呢。帕拉蒙·谢苗内奇对他的信仰一直是很忠实的，这个我倒用不着对您说……目前的情形只有加强他的信仰。（穆莎讲话的口气跟她从前在莫斯科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现在她的话里面添了一种文学的和书卷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您，而且您怎样看……”
“可以……只有我一个人送他；现在是我们两个人了。”
我劝她……忍耐。起初，只好等一下，并且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去打听消息。事情刚刚开始，还没有弄个明白，现在就采取决定的步骤，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欠斟酌的。即使我是一位更重要、更有势力的大官，也很难有成功的希望……况且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又能够做什么呢？至于她呢，她本人又是完全没有靠山的……
“啊，您在政府机关里办事，您是一位官员。”
帕拉蒙·谢苗内奇今天晚上给宪兵们逮捕，送到要塞里去了，或者是送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把我们的文件全检查过，封好一大包带走了。书和信也是这样处置的。他们说在城里逮捕了很多的人。您可以想到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幸好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没有活到今天看见这个！他死得正是时候。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我并不为我自己害怕——我不会饿死——然而一想到帕拉蒙·谢苗内奇，我就担心了。要是您不怕访问处在我们这种境地的人，那么请您来看看我。
“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他突然用了一种急颤的、呜咽的声音说，跟他平日讲话的声音完全不同了，同时他那对变野了的眼睛不停地朝四面张望。“一个人活着，一天一天活下去，总希望活得好一点，呼吸得更自由、更畅快一点——可是，恰恰跟这个相反，事情只有朝坏的方面走，而且越来越坏！——他们已经把我们逼得无路可走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忍受了一切；他们甚至……大概……打过我……是的，有过的！”他断断续续地加了这一句，一面站住脚后跟把身子猛然一转，好像要扑到我身上来似的；“我已经成年了，还受过体刑……是的；——别的不公道的事情，我现在不想说……难道我们还得回到从前的日子去吗？——他们现在怎样在对付年轻人呢！——是的，一切的忍耐终于有个完结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对！稍微等一下吧！”
“我一定来，”我答道。
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
屋子里剩下穆莎和我两个人，她用了一种跟先前稍微有点不同的眼光望我，她说起话来声音也变了，笑容也没有了：
巴布林跑出屋子去追那个年轻人。我紧紧地握了穆莎的手，心里怀着不祥的预感离开了她。
“帕拉蒙·谢苗内奇，请到这儿来，”厨娘突然在门口出现了，她说。
“我觉得，穆莎·帕夫洛夫娜，”我说，“您的话未免有点夸大。我知道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性格，我早就相信对于一切……真诚的冲动他都会表同情；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常常把他看做一个有见识的人……难道他真的看不出来在俄国结党谋叛是绝不可能而且完全荒谬的事吗？在他的地位，在他的职业……”
“不过请您告诉我，穆莎·帕夫洛夫娜，”等到她终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以后（在这以前她一直是站着的，好像她马上就要出去援救巴布林一般），我又说，“帕拉蒙·谢苗内奇怎么在他这样的年纪会参加了这种事情呢？我相信只有年轻人，就像昨天晚上来警告你们的那样的人，才会牵连在这种事情里面……”
这天晚上我去拜访他。一路上我老是想着普宁。我记起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形，那个时候他是多么快活，多么有趣；后来在莫斯科他却变得多么柔顺了，——特别是在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现在呢，他跟人生的这笔账算是结清了。看来，人生是不会开玩笑的！巴布林住在维堡区一栋小房屋里面，这栋小屋叫我想起他那个莫斯科的“小窝”来了；彼得堡的“小窝”看起来还更卑陋。我走进他的屋子，他正坐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头上；一枝快燃完的牛油烛发出来昏暗的光，照着他那个低垂的白头。他听见我的脚步声，便跳了起来，而且出乎意外热烈地欢迎我。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进来了；我立刻认出来她是穆莎——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巴布林请我到他家来的缘故；他想让我看见他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了。
“为什么您以为您不能相信我呢？”
“您以为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的结果可以鼓励其他同类的事情吗？”我大声说。
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先生！
我看了他一眼……是一个熟人的面貌……他也掉过眼睛来看我……嗳呀！这是巴布林啊！
“那些年轻人都是我们的朋友，”穆莎大声说，她的眼睛开始像从前那样地发亮，䀹动了。好像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有力的东西正在从她的灵魂深处升起来……我忽然记起塔尔霍夫从前说过她的一句话——“新的典型”了。“在政治的信仰上说，年龄是没有关系的！”穆莎说到“政治信仰”这几个字的时候，她是特别用了劲的。我有点感觉到，她心里虽然充满了悲痛，可是她也并非不愿意在我眼前露出她这个新的意外的面目——一个配得上做共和主义者妻子的有教养的、成熟的妇人的面目！……“有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年轻，”她接着说下去，“而且更能够牺牲自己……不过问题可不是在这儿。”
“那又怎么样呢？”
穆莎突然闭了嘴，好像她咬着了自己的舌头似的。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出乎我的意外的，并且使我感到了一点惊恐。大概是我的脸把我这感觉泄露了出来，——而且穆莎也注意到了。
一八四九年
“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案情重大吗？”最后我决心地说了出来。穆莎不回答……一声饥饿的、野性的猫叫从顶楼上送了出来。
要把这一切对她解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后来她终于了解了我的理由；并且她也明白，我对她说一切的努力在目前都没有用处，并不是因为我存了自私的心思。
“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不知道您现在对我的看法怎样，不过我想您一定记得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吧……我从前是一个自信的、快乐的人……然而却不是善良的；我只想自己过得快活。可是我现在要告诉您的是这样：我被遗弃以后，我又变成无路可走的了，我只有两个办法：不是等着上帝来带我去，就是自己拿出勇气来自尽，——就跟上次在沃龙涅什的情形一样，我又碰到帕拉蒙·谢苗内奇了——他又搭救了我……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可以伤害我的话，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他要求的；可是他爱我……我做了他的妻子。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没有能够死，也没有能够照我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我怎么办呢？就是这样——也是可感谢的恩惠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穆莎变得厉害——面貌、声音和举动都变了；可是改变最大的还是她的一对眼睛。以前这对带恶意的美丽的眼睛就像鲦鱼似地窜来窜去；它们老是偷偷地然而光辉地闪动着；眼光好像针尖一样地刺人……现在它们却正面地、安静地、坚定地在望着人了；那对黑黑的眼珠失去了它们的光泽了。“我毁了，我驯了，我善良了！”她那平静无光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她那不断的柔顺的微笑似乎也说着同样的话。她的服装也朴素了：她穿了一件带小点子的褐色衫子。她先向我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还认识她。她显然不带一点儿窘相，这并不是因为她失掉了羞耻心和记忆力，却只是因为她已经摆脱了虚荣心。穆莎谈了不少死去的普宁的事情，她说话的声音是平平稳稳的，她的声音也变冷了。我知道他在晚年非常衰弱，他的脾气差不多变得跟小孩子一样，倘使他没有玩具消遣，他就会觉得寂寞无聊；他们倒的确劝过他用破烂东西做成玩具拿出去卖……可是他做好了却留给他自己玩。然而他对于诗的热情却一直没有消失，他把什么事都忘掉了，只有诗句他始终记得。在他临死前几天他还背出《罗斯记》中的章节来；不过他却害怕普希金，就像小孩子害怕妖怪似的。他对巴布林的忠诚也是一点儿没有减少；他仍然像从前那样地崇拜他；就是在最后他已经被死的寒冷与黑暗包住了的时候，他还用他那僵硬的舌头含糊地说：“恩人！”我又从穆莎的话里知道，在莫斯科的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不多久，巴布林又不得不离开那儿，另求职业，到处奔波，走遍了整个俄罗斯；在彼得堡他又在一家私人企业中找到一个位置，可是因为他跟他的老板处不好，不得不在几天以前离开了：巴布林敢于袒护工人！……穆莎讲话的时候一直浮在她脸上的笑容，反而引起了我的悒郁的沉思；她丈夫的外貌所给我的印象，现在由她这笑容来绘完了最后的一笔。他们两个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苦——这是无可疑惑的。他很少参加我们的谈话；他不像是在悲伤，倒像是在焦虑……好像有什么事情使他担心。
巴布林的最后两句话使我感到有点惊奇，可是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雇了一辆马车，要送巴布林回家，然而他谢绝了。
她写信给我说：
“我来到彼得堡这是第三年了，”他最后说，“我就住在城边上，倘使您真的想来看我，就请来吧。”他把他的住址给了我。“晚上来；我们晚上总在家……我们两个人。”
“请到这儿来，”厨娘含有深意地、坚持地再说了一遍。巴布林扣好上衣的纽扣，出去了。
“自然，”穆莎带着痛苦地插嘴说，“他是个小市民；在俄国只许可贵族们结党谋叛的，例如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您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不得不承认她已经死了。
半点钟以后我到了穆莎那儿。她看见我，便伸出她的手来，她虽然不说一句话，可是她的脸上却露出了感谢的表情。她仍旧穿着昨天穿的那一身衣服；我从许多地方看出来她整夜都没有上床睡过觉。她的眼睛是红的，不过这是由于缺少睡眠，并不是由于哭泣。她不曾哭过。她顾不得哭。她要行动，她要跟那个落到她头上来的灾祸战斗。从前那个坚强的、固执的穆莎复活了。她虽然恼怒得透不过气来，可是她连恼怒的功夫也没有了。她怎样去帮助巴布林呢，她向谁去诉冤好减轻他的刑罚呢？——她只是在想这个，她不能够再想别的了。她想立刻就去……去请愿……去要求……可是她到哪儿去呢？她向谁请愿呢？她要求什么呢？——这就是她要我告诉她的事，这就是她要跟我商量的事。
您的忠诚的
我揭下帽子，走到他跟前，讲出我的姓名，就在他的旁边跟着向前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