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也真是个小气鬼！”第三个人接口说。“就是给每个人一小杯伏特加，一点鱼子酱——这对她又算得什么呢？”
“这个娘儿们真聪明！”一个人说。
“要是让她登上了王位，”他大声说，“准又是一个塞米拉米达或者一个叶卡捷琳娜二世呢！农民们对她的服从是可以作为模范的……孩子们的教育又是可以作为模范的！她有什么样的头脑！什么样的智慧！”
“狡猾的骗子！”另一个人插嘴说，他是一个比较粗鲁的地主。“真是笑里藏刀！”
叫我惊讶的是，没有人认为应当驳倒这个可怕的、而且毫无根据的控诉！更叫我惊讶的是，不管人们发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责骂的议论，大家还是尊敬安娜·马丁诺夫娜，连那个粗鲁的地主也并不例外。调解人甚至带着满腔热情地说话了。
她有两个女儿，都是非常漂亮、体格匀称的小姑娘，都有一张可爱的小脸，乌黑的眼睛里露出来快活而亲切的表情；她还有一个儿子，他长得有些像他父亲，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安娜·马丁诺夫娜在地主们讨论的时候，始终保持沉静而尊严的态度，她不显出过分的固执，也不表示特别的贪婪。可是没有一个人比她更正确地懂得自己的利益，能够更使人信服地要求和保护自己的权利；一切“适用的”法律，甚至政府的通令，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话不多，而且声音不大，可是每个字都很中肯。讨论结果，我们对她所有的要求都表示同意，我们作了很大的让步，连我们都不禁吃惊了。在回家的路上，有几个地主老爷甚至骂起自己来了；人人都在抱怨，都在摇头。
但是我的确看见了她们。我是在最寻常的情况下面遇见安娜·马丁诺夫娜的。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回到我离开了十五年的故乡，我接到调解人的邀请（那时，全俄罗斯正以一种至今大家还未忘记的慢吞吞的方式在进行耕地交错的定界），要我到女地主寡妇安娜·斯廖特金娜的领地上去跟我们地区其他的地主一块儿商量事情。老实说，我母亲所称为“小犹太”的那个有一对李子形眼睛的人已经去世的消息一点也不叫我难过，可是我倒有兴趣去看看他的寡妇。在我们家乡，她是出名最善于管家的。的确，她的领地，庄子，连住宅（我不自觉地望望屋顶，那是铁皮的屋顶了），一切都显得十分井井有条；一切都是整齐的，清洁的，整顿过的，应该油漆的地方都油漆过，仿佛这是德国人的产业一样。不用说，安娜·马丁诺夫娜本人老了些；可是她那特殊的、冷酷的、又仿佛含有恶意的魅力（有一个时期，它曾经那样地挑动过我），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她穿着乡下样式、可是很雅致的服装。她接待我们并不亲切（“亲切”这个字眼对她并不适合），却很有礼貌。她看见我，那个可怕的事故的目睹者，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她一句话都没有提到我的母亲，对她的父亲和妹妹，甚至她的丈夫，根本只字不提。
不用提塞米拉米达和叶卡捷琳娜了，——然而安娜·马丁诺夫娜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那倒是真的。她本人，她的家庭，她日常生活的一切，全使人感到一种里外一致的满足和身心健康的愉快的安静。她应该得到多少这样的幸福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一个人只有在青年时代才会提出这一类的问题。世界上的一切，不论好的，坏的——并不是按照人的劳绩给他的，而是由于一种还不知道的、却是合乎逻辑的法则的结果，就连我也无从指出这些法则来，虽然有时候我好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你们对她还期望着什么呢？”一个一直不做声的地主突然脱口说了出来。“谁不知道，她毒死了她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