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吧！”我母亲后来决定了。“叶芙兰皮亚是不会让人欺负她的。”
日特科夫自满地微笑了。
“我亲爱的先生，只是你对付得了她吗？”有一天，我母亲问他道。
先生们，我记得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母亲已经替哈尔洛夫的二女儿物色了一个丈夫。他是我们的一个最穷的邻人，退伍的陆军少校日特科夫，加夫里洛·费杜雷奇；像他自己不免有点自满地所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好像还介绍自己是一个“受过打击，经过风霜的人”。他不过略通文墨，为人十分愚蠢，可是暗地里却想当我母亲的总管，因为他自己觉得是一个“搞实际工作的人”。他常常几乎咬牙切齿地说，“至于另一方面呢，先生，就是农民的牙齿我都要数数呢——这类事我太清楚了，”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解释说，“因为我习惯了，我是指我从前的职务。”要是日特科夫稍微聪明一点，他就会明白，他绝没有机会做我母亲的总管，因为要他做总管，先得把现任总管克维钦斯基辞退，那是一个个性很强、非常能干的波兰人，我母亲对他完全信任。日特科夫有一张长长的马脸，他满头土白色的浓发，甚至长到眼睛下面、脸颊上来了；就是在严寒的天气，他也是满脸流下像露珠似的大汗。他见到我母亲，立刻站得笔挺，头也热心地晃起来，一双大手轻轻地拍着大腿，于是他的整个身子仿佛都在高声叫喊：“请吩咐吧！……我马上效劳！”我母亲对他的才能并不存幻想，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安排他跟叶芙兰皮亚的婚事。
“一连兵是一回事，我亲爱的先生，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一个妻子又是一回事，”我母亲不高兴地说。
“啊，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我把一整连的兵都管得很有秩序；他们在我手里可服帖呢；那么，这算是哪回事呢，太太？不费力的小事情！”
“啊，太太！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日特科夫又大声说。“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明白。一句话：年轻小姐，娇弱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