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在……他坐在账房里面。”
“你说什么？你在用诗讲话吗？”我问道。
去解除穷人的束缚！
……他说，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呢，
“您指帕拉蒙·谢苗诺维奇吗？”
“好的，我们就走，”我的新朋友用唱歌般的声音答道。我让他在前面走。他走路时摇摇晃晃，脚擦着地，常常把头朝后仰。
他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得很低，他那稍微发白的眉毛向下一动，他便问我是什么人，我的父母是谁。
我跟普宁一块儿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在心里不停地念着：“共和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你们的职务是使无辜的人免去困苦，
五分钟以后走进来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男人，黑头发，黑黝黝的皮肤，高颧骨，麻脸，钩鼻，浓眉，眉毛下面生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射出来安详的、忧戚的眼光。眼睛的颜色和表情跟他那张东方人的脸不相称。他穿了一件干净的长裾常礼服。他站在门口，只把头点一下行了一个礼。
除了那个值日的听差以外，我们全退出去了，祖母的话对那个听差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巴布林的发黑的脸一直红到发根。
我从侧面看了他一眼。
那种笑和那种眼色——陌生人的一举一动，他那含糊的、无力的声音，他那弯曲的腿，他那瘦瘦的手，甚至他的便帽，他的农民穿的绒布长上衣——他的一切都叫人感到温和的天性，天真与诙谐有趣的性情。
“一个法国女人。”
巴布林微微耸了耸肩。
“好的，小少爷，好的。”他取下了帽子。我刚刚伸出手去接它，忽然一抬眼——就噗哧一声笑起来。普宁是个完完全全的秃头：在他那个光滑的白头皮包着的圆锥形头顶上面，简直看不见一根头发。
“真正的，真正的鸡蛋！”我非常高兴地附和道。“您像这样已经很久了吗？”
“这个小丑！”尼古拉·安东诺夫说。
“难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对你用体刑吗？”
“普宁不在家吗？”我没有取下帽子，随随便便地问道。
“那么您不是他说到的那个……”
祖母庄园里的这个花园很老而且很大，在一边的尽头处是一个活水池子，里面不仅有鲫鱼和鮈鱼，并且还出现过如今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白鱼。在池子的上方是一丛浓密的柳林；再往高处去，有一个斜坡，斜坡的两边密密地长满了榛树，接骨木，忍冬，野茨，树下生着一簇一簇的石楠和独活草。在那些灌木林中间有几块小小的空地，上面生满了碧绿的丝一样的细草，草丛中露出来各种各样的矮菌，用它们的淡红色、紫丁香色、草黄色的小帽子把草地装饰得五颜六色，非常有趣，同时还有金凤花的金色小球发出来点点亮光。在那儿一到春天就有夜莺唱歌，山乌啸鸣，杜鹃唤友；便是在夏季闷热的时候，那儿也是凉爽的，我常常喜欢走进那灌木茂林里去，在那儿有我所喜欢的隐秘的角落，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至少我是这样地想。我出了祖母的房间，便一直往这些角落中一个被我叫做“瑞士”的地方去。然而我还没有走到“瑞士”的时候，却从那个由半枯的枝子和鲜绿的枝叶编织成的细网里看出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发现这个地方了！这使我多么惊讶。那是一个身材很高、很高的人，穿了一件黄绒布的农民上衣，戴了一顶高的便帽，他正站在我最喜爱的那个地方！我悄悄地走近一些，仔细地看那张脸。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脸很长，很和善，生着一对发红的小眼睛和一根非常可笑的鼻子；那根鼻子拉长得像豆荚一样，垂在丰满的嘴唇上面；嘴唇不时颤动着，张开成一个圆圈，吹出一声尖细的口哨来，同时他那双瘦得见骨的手平放在胸膛上，那些长长的指头画圆圈似地在急急转动着。有时候手不动了，嘴唇也不吹哨、不颤动了，头却向前俯下来，好像在倾听似的。我更走近一些，更加注意地凝望着……这个陌生人的每只手里拿着一个浅口小杯，跟人们用来逗金丝雀引它们唱歌的杯子一样的东西。一根小树枝在我的脚下忽然发出声音来；陌生人吓了一跳，把他那两只昏暗不明的小眼睛掉过来，朝林子这边望一下，刚刚向后退了一步……可是他撞在一棵树上，不觉哼了一声，便站住了。
“这儿真好！”他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真正好！你们这个花园真不错！啊，啊—呵！”
起来啊上帝，正直的上帝！……
“你是为了慈善养他的吗？”
“呀，小少爷！小少爷！”他乱舞着两只手叫起来，一面又在干笑。“我的好少爷！来看我的吧！你真的来了，我的好少爷！（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难道他真的用“你”字来称呼我吗？）喂，跟我来，我们一块儿到花园里去。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件东西……还坐在这个气闷的屋子里干吗呢？我们去吧。”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祖母开始说，“在他的信里极力推荐你，说你不喝酒，做事勤快；那么你为什么又离开他那儿呢？”
“太太，不，不是亲戚，——只是一个同伴。他对我的工作绝不会有妨碍，”巴布林连忙添了一句，好像他预料到会遇着我祖母的反对似的。“他吃我的，跟我住在一间屋子；他对我会有好处的，因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不是恭维的话，实在是好的，并且他的道德也是可以作为模范的。”
“不，对不起：这儿——是我的家；因为讲定了这间屋子给我住，是用我的工作交换来的。”
“对我都是一样的，”巴布林答道，他又用他的毛巾去擦头和颈项了。“即使您就是孙少爷，您也没有随便走进别人屋子的权利。”
“看来，”她打断了他的话，“我的处置不合你的意吧。这对我是毫无关系的；在我自己的下人中间，我有着绝对的权力，谁也不能过问；只是我不习惯让人当我的面批评我，并且干预跟他们无关的事情。我这儿用不着平民出身的有学问的慈善家；我需要的是那些惟命是从的佣人。你来以前我就是这样生活，你走了以后我也要这样生活。你不合我的意思，我把你开除了。”祖母又掉转头对总管说：“尼古拉·安东诺夫，把这个人的工钱算给他；让他在今天午饭前走！你听见吗？不要惹我生气。而且另外一个……那个跟他住在一块儿的傻瓜也得跟他一路走。——叶尔米尔还在等什么呢？”她朝窗外望了望，添了一句话，“我已经看见他了。还有什么呢？”祖母对着窗挥她的手帕，好像在赶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随后她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对着我们严厉地吩咐道：“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滚出去！”
“太太，我字写得不错，不会有拼音的错误。”
“糊涂虫！那个送信的人——在吗？”
回到家里，我知道祖母已经跟巴布林把事情谈妥了：他被派定住在靠近马房的下房中一间小屋子里面。他立刻就跟他的同伴一块儿在那儿住下来了。
我突然“非常地”喜欢起这个怪人来了。我跟一般的男孩一样，对陌生的人不是害怕就是摆架子，然而对这个人我却觉得好像多年以前就认识了他似的。
其实我坐在角落里她指定我坐的矮凳上面，完全没有动过。
“怎么能说是别人的屋子？您是什么意思？！我在这儿——无论在哪儿——都是在自己的家里。”
“什么？”祖母说，还是一样的语调，并不拿开她的眼镜。
“太太，”忽然响起来一个嘶哑的、差不多是挤出来的声音。我向四周一看。巴布林的脸变得通红……成了深红色；在他那对皱起的眉毛下面现出来小小的强烈的光点……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他，巴布林，是他发出这一声“太太”来的。
“哪儿？”他反问道，一面伸手到后面领子上去摸。“哈！这根小穗子吗？让它去吧。您知道，是缝在这儿做装饰的。并没有什么妨碍。”
“您应当受到教训，”他也抢着说，“因为您现在正是在这样的年纪……我知道我自己的义务，可是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权利，倘使您再要像这样地跟我讲话，那么我就不得不请您出去……”
“哈，这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你们太喜欢外国人了！凡是俄国的东西你们都轻视，外国的东西你们都崇拜。凡是从外国来的人你们都倾心……”
祖母把她的头朝下动了动……
“我想，您念过神话学吧？”我问道，一面把他那顶便帽在我的手里翻来翻去。他的帽子垫的是棉花，镶边的皮子已经脱了毛，作帽檐的纸板也坏了。
“您在讲谁？”他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地问道。
“怪不得他有那种蓝胡子！”我最后断定道。
“您那个朋友多么不讲礼啊！”我们背后的房门刚刚关上，我就对普宁说。
“您这顶帽子多古怪！”我不禁叫起来。“让我看看。”
“无论怎样说，这些人是没有感情的，”我在回家的路上想道。
普宁称赞说这里面有一种摹仿声音的旋律，不过他不赞成这个主题，说是它本身卑下，不值得拿来写抒情诗。
他伸起手在自己的头上一摸，也忍不住笑起来了。他笑的时候，好像接不上气来一样，张大嘴，闭上眼睛，——前额上从上到下浮起了三条波浪似的皱纹。
“早安，小少爷。”
“你结婚了？”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花园里响起了响亮而尖锐的口哨声，声音是从我们背后发出来的。这个跟我谈话的人连忙站起来。
祖母轻蔑地耸了耸肩。
“我倒不在乎这个。我以为要紧的是：字要写得清楚，不要写现在那些带尾巴的新字体，我不喜欢那种字体。你还有一种怪脾气是什么呢？”
“太太，正是这样。”
彼得·彼得罗维奇·Б.的故事
我睁大眼睛望着普宁。这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料到的。我从盖达诺夫的教科书和别的历史书上，早知道从前在古时候也有着共和主义者，那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总想象他们是一些戴着头盔、手拿圆盾、露出两条粗大的光腿的人；然而就在现实生活中，在现代，特别在俄罗斯，在这一个省里，居然真的会有共和主义者，——这个事实弄昏了我的脑子，简直叫我莫名其妙了！
“是巴布林先生跟太太讲过的吗？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
“是的，我的好少爷，是的！帕拉蒙·谢苗内奇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普宁又说了一遍。“所以现在您知道以后应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去吧。您想象看，我在那儿找着了什么！在红尾鸲的窝里面找着了一个杜鹃下的蛋！真妙！”
虽然我只有十二岁，但是幸亏我念过神话学，我也知道阿尔戈的水手们是些什么人；不过使我更惊奇的是听见这个穿得几乎可以说是非常褴褛的人的嘴里吐出那个名字来。
“原来如此！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倒是有钱人的义务。”
“是的，她叫做弗利格小姐。”我突然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没有一个男先生，却只有一个女家庭教师，完全跟一个小姑娘一样，这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不过我并不听她的话，”我轻蔑地加了一句。“我干吗去理她？”
“我是这儿女主人的孙子，”我答道。“她就只有我一个亲人。爸爸和妈妈都死了。”
“你的眼睛红了，”她用法语对我说，“您身上有一股农民小屋里的气味。我不想调查您有什么样的感情和您干过了一些什么事——我也不愿意弄到非处罚您不可的地步——不过我希望您去掉所有你那些傻气，重新做一个有礼貌、懂规矩的孩子。我们不久就要回莫斯科去，我要给您请一个男教师，因为我知道，应当由一位男先生来管您才成。您去吧。”
普宁自己也在神学校里念过书。可是他受不了那厉害的“鞭笞”，并且对于神父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后来他便还俗了，因此他受尽了种种的痛苦，最后他成了一个流浪人。“倘使我没有遇到我的恩人帕拉蒙·谢苗内奇的话，”普宁常常这样地解释道（他谈起巴布林时总是这样讲法），“我一定会掉进贫穷和罪恶的泥坑里去了！”普宁讲话喜欢用夸张的句子——虽然他不是有意说谎，他却非常高兴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非常喜欢用夸大的言辞。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惊奇，对什么事都欢喜得不得了……我因为摹仿他，也学会了那种夸张，那种狂喜了。“看你变成怎样的疯子了——快画个十字，你怎么啦！”我的老保姆常常这样对我说。普宁的故事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然而我更喜欢我常常跟他在一块儿念的书。我无法描写下来我当时体验到的那种情感；在那时候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就会像故事书中的隐士或者仙人那样在我面前出现，胳肢窝底下夹一本大书，用他那弯曲的长指头偷偷地招呼我，神秘地递眼色，他还用他的头，他的眉毛，他的肩膀，他的全身指着园中隐秘的深处，没有人会到那儿去寻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们！等着我们居然悄悄地逃了出来；等着我们平安地到了一个我们的秘密的角落；等着我们两个人并排地坐好了，等着书本慢慢地打开了，从书中发出来一股刺鼻的发霉的和陈旧的气味，当时的我在这气味里面却闻到了形容不出的芳香！我带着怎样的一种颤动，怀着怎样的一种默默的期待的不安，望着普宁的脸，望着他的嘴唇——从这嘴唇里马上就要流出一长串美好的话来！朗诵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我四周的一切全消失了……不，并没有消失，只是像一阵一阵的雾似地远远地飞走了，只留下一点友好和慈爱的印象！那些树木，那些绿叶，那些高高的草丛把我们遮住，跟其余的世界隔开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而我们是跟诗在一块儿的，我们充满了诗，陶醉在诗里面，我们在进行着一件庄严、伟大、神秘的事情……普宁特别喜欢诗，有音乐性的铿锵的诗；他准备为它们牺牲他的生命！他并不是在念诗，他却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像一个疯子，像毕非亚那样，庄严地，流畅地，带鼻音地高声叫出它们来。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起先他把诗轻轻地念上一遍，声音很低，就像念给他自己听的一样……他叫这个读法做试读；然后他就把同一首诗大声地“精读”出来，他自己马上从凳子上跳起来，带着半祈祷半命令的样子举起他的手。……用这样一种读法，我们不仅念完了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和康捷米尔的诗（越是古老的诗，越合普宁的胃口），——连赫拉斯科夫的《罗斯记》我们也全读了。说实在话，《罗斯记》使我特别满意。别的不说，那里面还有一个有丈夫气概的鞑靼女人，一个巨人般的女英雄；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忘记了，可是当时只要提到她的名字，我的手脚马上就变冷了！“是的，”普宁常常这样说，一面含有深意地点了点头，“赫拉斯科夫，他是不肯轻易把人放过的。有时候会跳出这样的一行来——简直会碰痛你……你得提防啊！……你想抓住他……可是他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吹起喇叭来，吹起喇叭来，发出了类似铙钹的破铜声。他的名字真起得好！这个字：赫拉斯科夫！”普宁不满意罗蒙诺索夫的诗，觉得它们太简单，体裁太自由，对于杰尔查文，他却抱着差不多是仇视的态度，他说，与其说杰尔查文是诗人，不如说他是侍臣更妥当些。在我们家里，不但没有一个人注意过文学，注意过诗，而且甚至认为诗歌，尤其是俄罗斯的诗歌，都是鄙陋粗俗的东西；我的祖母甚至不称它们做诗歌，只叫它们做“唱曲”；她以为这些“唱曲”的作者不是酒鬼，就是大傻瓜。我是在这一类的观念中长大的，所以我必须在下面两条路中拣一条走：或者带着厌恶地离开普宁，——而且他是那样脏，那样懒散，跟我那贵族的习惯不相容——不然，就让自己被他吸引，受他征服，学他的榜样，也染上他那种爱诗的热狂……我正是走了后一条路。我也念起诗来，照祖母的说法，便是哼起唱曲来了。我自己也试着写诗，我做了一首咏手摇风琴的诗，里面就有这样的两句：
“今天才来。”
“他是你的亲戚？”
“请您不要教训我，”我打断了他；“我比您知道得更清楚……”
“哦，傻瓜！我是指那个像狼一样地望着我的人。他就站在那儿，不干活。”
他钻进了矮树林子里去不见了；我还在长凳上多坐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同时又有一种相当愉快的感觉……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也从未跟这样的一个人谈过话。我渐渐地进到沉思中去了……可是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神话学，便只好动身回家去。
“你是俄国人吗？是东正教徒？”
“您……指的……是谁？”菲利佩奇结结巴巴地说。
“我问你：你在哪儿念过书的？你用了这样高深的句子。”
“唉！要是我们在这儿住下来多好！就是住一个短时期也好！不然我们又得飘来荡去，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地方；生活的焦愁烦虑无止息，灵魂也在受苦不安……”
我把他带到长凳那儿，坐了下来；他坐在我旁边。
使不幸的人得着庇护，
就在那天我知道叶尔米尔还在村子里，他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给送进城去办理应有的法律手续，这些手续本来是订下来限制地主们的专横的，可是它们却只成了有关的负责官员们额外收入的来源。那天我找到了他，因为我自己没有钱，我给了他一个包袱，在那里面我放了两条手帕，一双旧鞋，一把梳子，一件旧睡衣，和一条全新的绸领带。叶尔米尔睡在后院里车子旁边的一堆稻草上面，我唤醒了他，他相当冷淡地，而且还迟疑了一下，才接受了我的礼物，也不向我道谢，马上就把头埋在稻草上睡着了。我离开了他，多少有点扫兴。我原先想象着他看见我去找他，一定又惊讶又高兴，并且在这里面会看出来我的未来的宽大主张的一个保证——谁知他却……
第二天早晨我喝完了早茶，也没有向弗利格小姐告假，便跑到下房去。我想找昨天看见的那个怪人再谈谈。我没有敲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那种习惯——便一直走进屋子里去。我在那儿看见的并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并不是普宁，却是那个养他的人，慈善家巴布林。他站在窗前，没有穿上衣，两腿叉开着，正在用一条长毛巾仔细地擦他的头和颈项。
我！……“年轻人！”……他怎么敢！？……我气得一张脸通红。
普宁掉过脸望我，眯了一下眼睛。
巴布林显得局促不安了，他咳嗽起来……
祖母取下眼镜把巴布林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他并不埋下眼睛，却只是把双手抄在背后。真正使我最感到兴趣的倒是他的胡子：胡子已经剃光了，可是我一生从没有见过这样青的脸颊和下巴！
“早安，”我说。
老佣人菲利佩奇像平日一样踮起脚走进房来，打着蔷薇花式的领结，紧紧闭住嘴“为了怕人闻到他的口臭”，一小簇灰白头发在前额正当中凸出来，他走进屋子，鞠了一个躬，把手里捧着的一个铁盘送到我祖母面前，盘里放着一个用纹章火漆印封牢的大信封。我祖母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我走到空地上来。陌生人对我微笑。
“唔，得啦，得啦，很好，”祖母打断了他的话，她想了一会儿，又带着鼻音问他，这是她平日不满意时的一种表示，“那么他多大年纪，你养的那个人？”
“太太，您问什么呢？”他讷讷地说。
普宁在耳朵背后搔了一下。
“太太，他需要另一种性质的人管理他的产业。”
普宁叹了一口气。
我注意到他的上衣背后领子下面挂着一根小穗子在晃动。
“在有钱人，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那是一种消遣……可是在我们这类人……”
“我……我的教育……”巴布林说。
要不是普宁在这个时候脚擦着地一歪一倒地走进房来，那么我们的争论不知道会闹到什么样的结果。他大概从我们脸上的表情猜到我们两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不痛快的事情，马上露出最殷勤的快乐表情向我走来。
“这是为了公道……因为一个穷人有帮助另一个穷人的义务。”
“你……在哪儿念过书？”祖母停了一会儿，取下眼镜问道。
我祖母的脾气跟当时那班执行将军的脾气完全一样，对什么事都爱讲究清洁和有秩序，不用说，我们的花园也应当弄得很清洁，很有秩序的。因此人们常常把一班免税农民，单身贫穷的农民和那些额外家仆，或者失宠的佣人都“赶”到花园里去，要他们打扫小路，拔除花坛上的草，挖松并且弄细花床上的土。有一天，这种工作正在乱哄哄地进行的时候，祖母带着我到花园里来了。在树丛中，在草地上，到处都看得见白的、红的、灰蓝的衬衫；到处都听得见铲子声和它们铲地的声音，土块倒进筛子里去的声音，以及筛子筛土的声音。祖母从那些劳动的人身边走过，她用她那一双老鹰眼似的眼睛立刻看出来，他们里面有一个人不及别人勤快，而且好像不高兴似地脱下了帽子。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有一张瘦脸和一对凹进去的无光的眼睛，他那件棉布长衫完全破了，到处都是补钉，连他那一对窄小的肩头也盖不住。
普宁说到“有势力者”的时候，他指着我们的宅子，随后又用指头点了一下马车夫的背。
使弱者不受有势力者的欺负……
“那么是一个小姐吗？”
普宁吃了一惊，马上掉过他那张肥肿的脸来看我。
巴布林吃了一惊。
“跟我同年，太太。”
祖母的命令切实地执行了。在午饭之前巴布林和我的朋友普宁便离开了我们的庄园。我现在不想来描写我的悲痛和我的真挚的、完全是孩子的绝望。我当时的悲痛和绝望的确是很强烈的，本来那个共和主义者巴布林的勇敢行为已经引起了我敬畏的赞叹，可是连这情感也被我那种悲痛和绝望压倒了。巴布林跟我祖母谈过话以后，马上就回到他的屋子里去，收拾行李。虽然我一直在他身边，其实是在普宁的身边，转来转去，他却始终不跟我讲一句话，也不望我一眼。普宁完全弄糊涂了，他也不说什么；不过他一直不停地望着我，眼里含着泪水……老是那几滴眼泪：不掉下来，也不干去。他不敢批评他的“恩人”。帕拉蒙·谢苗内奇不会错的，——可是他很悲伤，难过。普宁跟我两个设法再念了一次《罗斯记》中的某一段，作为告别；我们为了这个便把自己锁在贮藏室里——不用想到花园里去了，然而我们刚刚念了第一行，两个人就都念不下去了，虽说我已经有十二岁，平日爱夸口说自己是个大人，可是现在我却像一头小牛似地狂叫起来。巴布林坐进了那辆旅行马车以后，他终于掉过头来望着我，他脸上平日那种严厉的表情现在温和了些，他说：“年轻的先生，这对您倒是一个教训；您记住这件事情吧，等您将来长大了时，您要努力制止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您的心肠是好的，您的天性也还没有败坏……注意，当心；照这样做下去是不成的！”我的眼泪大量地流了下来，流到我的鼻头，流到我的嘴唇，流到我的下巴，我一边流泪，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会……我会记住，我答应……我会做到……一定……一定……
祖母也朝四周看了看，把她的长柄眼镜从叶尔米尔掉向巴布林。
“您要什么？”他说，并不放下手来，却只是皱了皱眉毛。
祖母更加惊奇了；她甚至举起两只手来。
万能的上帝起来了，
祖母回房里去了——作出了安排。过了三个钟头，叶尔米尔已经完全“准备妥当了”，被人带到她的书房的窗下来。这个不幸的少年要被流放。离他不过几步的光景，墙外停着一辆装载他那简单行李的农家小车。在当时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叶尔米尔站在那儿，头埋着，头上没有戴帽子，光着两只脚。一双靴子用绳子拴着挂在他的背后；他的脸朝着太太的宅子，脸上没有绝望、悲痛、甚至惊愕的表情；只有一种愚蠢的冷笑冻结在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面。他那一对干燥的、半闭着的眼睛固执地望着地面。有人来报告祖母说，他已经来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她的绸衣一路上发出了轻微的綷縩声。她又把那副长柄金边的双眼镜架在鼻梁上，望了望那个新的被流放者。当时在她的书房里除了她以外还有四个人：总管，巴布林，值日的小听差和我。
“是说我用了古经文的句子吗？不过您也不必惊奇。固然在寻常的谈话中不便常常用这种句子；可是当一个人的灵魂受到鼓舞在飞扬的时候，高尚的文句立刻就会出现了。不用说，您的先生——教俄国文学的教师——一定教过您这个了。他一定跟您解释过这个吧，是吗？”
“两个月吧，不会再多的；祖母说我在乡下给惯坏了。在这儿我也有一个女家庭教师。”
我跟着普宁走了，可是走到门口，我认为应当回过头去用挑衅的眼光看看巴布林，好像在说：我并不怕你！
它的齿轮在里头滋滋地响。
我祖母拨响她那串琥珀念珠……
“您大概不认得我，”我说，不再像先前那样地随便了，却带了一种傲慢的调子。“我是这儿太太的孙少爷。”
我跳起来，走到祖母面前，吻了她的手，便走出去了，——并不是去念神话学，却只是到花园里去玩。
“用我的钱，太太。”
“谁在……讲话？”她慢吞吞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句话来。巴布林稍微向前移动一下。
“您那儿挂的是什么？”我问道。
祖母皱了皱眉。
“有一个人跟我住在一块儿……是一个男人……一个同伴，一个穷朋友，我跟他就没有分开过……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
“啊，太太，没有结婚……不过……”
“我不知道。”
请您来裁判，惩罚邪恶与不义——
“太太，”他说，“是我……我很冒昧。我想……我斗胆报告您，像您现在这样做法是……不大妥当的。”
“您以为怎样呢？我随时都可以这样讲的；因为它来得非常自然……”
“他本人在吗？”她问道。
“愿他们早升天国！那么您是个孤儿；您也是继承人了。您那贵族的血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它就在您的小眼睛里跳动，而且嘶……嘶……嘶……嘶地在发火花……”他用手指头做了个血在发火花的样子。“喂，我的贵公子，请问您知道不知道我的同伴跟您祖母谈好了没有，他是不是得到了那个讲过要给他的位置？”
“您讲的话——跟人家在教堂里念的完全一样。”
“我叫普宁。普宁是我的姓；普宁。他是巴布林，我是普宁。”他又把他的小杯子弄响起来。“听，听燕雀唱歌……它唱得多好啊！”
“啊，自然是讲他……他叫什么名字？那个……巴布林。”
他便轻轻地碰他的小杯子，果然有一只燕雀从近处一棵山梨上回答地唱起来。陌生人不出声地笑着，朝我挤了挤眼。
祖母咬咬嘴唇，半闭着眼睛，听完了巴布林的话。
“您问的什么？”菲利佩奇胆怯地说。
“没有；他没有解释，”我答道。“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是没有先生的。在莫斯科我倒有很多的先生。”
“太太，正是这样，”那个人用低沉平板的声音回答道。他刚听到我祖母说的那个不客气的“你”字的时候，眉毛微微颤动了一下。难道他还想祖母会客气地称呼他“您”吗？
看，粗的轴子团团地转，
“告诉我，”我插嘴说，“您是做教士的吗？”
……我现在又老又病，因而时时刻刻想到死，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我很少想起过去的事，我的心灵的眼睛也极少向后回顾。只有偶尔在冬天我静静地坐在熊熊的壁炉前面的时候，或者在夏天我慢慢地在阴凉的林阴路上散步的时候，我才记起那些逝去了的岁月，过去了的事情，消失了的人物；然而当时吸引住我的思想的并不是我一生中成熟的时期，也不是我的青春时期。我的思想把我带回到我的最早的童年或者我少年时代最初的一些日子。现在我就回到那个时候了：我看见自己在乡下，在我那个严厉易怒的祖母的宅子里，我只有十二岁，并且还有两个人的面貌在我的想象中现出来……
“一个法国女人吗？”
这个帕维尔·阿法纳西耶夫十年前在我祖母家当总管，很得我祖母的欢心；可是他忽然失宠了，就这样突然降为照料家畜的工人，而且不久连这个位置也丢掉了，他越降越低，栽一个大跟斗，掉到远远的村子里去了，住在一间没有烟囱的小屋里，每月靠一普特面粉的口粮，勉强地过日子，后来得疯瘫病死了，留下一家人，穷得毫无办法。
“坐下来！”巴布林对他说。
我祖母把我管得非常紧！
普宁坐下了，然而还在朗诵：
“很久了。我从前的头发多漂亮啊！——简直是金羊毛，就跟阿尔戈的水手们跨过深海去寻找的一模一样。”
你们的职务是维护法律……
“另一种性质的……人？我不懂这个意思。”祖母又拨响她的念珠。“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在信上又说，你有两种怪脾气。什么怪脾气呢？”
普宁当胸画了一个十字。
他要在尘世众王的集会中审判他们！
“这个，太太！是的，太太。……这……这……这是……叶尔米尔，那个死了的帕维尔·阿法纳西耶夫的儿子。”
“我研究过那个科目，我亲爱的小少爷；我这一生中对什么事都花过相当功夫的！不过现在请您把我的遮头的东西还给我，我好用它来保护我的光头。”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我知道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地方。那儿有一个长凳子，我们可以坐，我们还可以从那个地方望见堤。”
唉！这一切的努力，感情与欢乐，我们的清静的读书，我们在一块儿的生活，我们的诗，——一下子全完了。灾难像一个晴天霹雳似地突然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您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我的好少爷？”
“这是谁？”祖母掉过头向那个踮起脚跟在她后面的菲利佩奇问道。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板起脸孔问道。
“也许……那位老爷说我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吧。”
“您来这儿很久了吗？”我问道。
只有您啊，应当由您来做尘世的惟一的国君！
“呃……呃……呃……！”普宁带着慈爱的责备的调子说。“小少爷，小少爷，您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帕拉蒙·谢苗内奇是个极可尊敬的人，他坚守着极严格的准则，非常认真，是个出色的人物！唔，不用说，他不肯让旁人侮辱他，因为他很看重他自己。这个人有很丰富的知识——他并不是做这种差使的人呢！好少爷，您得很客气地对待他；您知道，他是……”说到这儿普宁埋下头在我耳边小声说：“一个共和主义者。”
尼古拉·安东诺夫从宅子里跑出来，用尽气力大声向马车夫叫道：“快走，笨蛋！快走；不要发呆啊！”马车便转动了。然而远远地还听得见普宁的声音：
“你那样的年纪？我还以为他是你养大的呢。”
“您的同伴叫巴布林。您呢？”
“他年轻时候没有挨够鞭子，”那个教堂执事站在门口台阶上说。他是来问太太高兴在什么时候举行夜祷的。
“嗯，是的；就是那个……浅黑皮肤的人。”
“完全不是，太太；他是我的同伴，并且……”
我不高兴他叫我小少爷。干吗那么亲密！
“得啦，”祖母又打断了他的话。“你分明是一个慈善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是对的；在你这样身份的人，那的确是很大的怪脾气。不过现在我们来谈谈正经事。我会跟你说清楚你得做些什么工作。至于工钱呢……”祖母突然把她那干瘪的黄脸掉转过来，对着我用法语说：“Que faites vous ici？Allez étudier votre devoir de mythologie.”
不过我要依照时间的顺序来讲我的故事。
“哈哈！”我祖母大声说，“真不错，苹果落地离树不远！好吧，我们也会给这个人想个办法。我不需要我这儿的人对我皱眉头。”
“您要在乡下住很久吗？”
他也同样地回答我的挑战，他并且拿毛巾蒙住鼻子大大地哼了一声——大概他要让我知道他是多么瞧不起我！
“普宁先生，尼坎德尔·瓦维雷奇现在的确不在家，”巴布林从容地答道。“不过请您注意，年轻人：不请求许可就这样跑进别人的屋子里来，这算是有礼貌吗？”
你们纵容了邪恶与不义，你们，有罪的人？
祖母感到惊奇了：
“叫他到这儿来。”然后她转身对我说：“你呢，少爷，好好地坐着。”
我对这两个人，普宁和巴布林的态度从那一天起就完全确定了。巴布林激起了我的敌意，可是不要多久，这种敌意里又混进了一种类似尊敬的感情。我竟然害怕他！就是在他当初对我的那种严厉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之后，我仍旧对他存着畏惧心。不用说，我并不害怕普宁；我甚至于并不尊敬他；坦白地说，我把他当作一个小丑看待，然而我却全心全意地爱他！跟他在一块儿过几个钟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听他讲他那些故事，在我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我祖母对我跟这个“普通人”（用法语说，是du commun）intimite的事非常不高兴；可是我只要有脱身的机会，我就马上跑去找我那个古怪、有趣、可爱的朋友。而且在弗利格小姐离开以后，我和他会面的机会更多了。弗利格小姐因为跟一位过路的军官（一位二级陆军上尉）谈话，抱怨我们家中充满了沉闷无聊的空气，被我祖母辞退送回莫斯科去了。至于普宁呢，他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长时间地闲聊，却并不感到厌倦；好像他自己还在找这样的机会似的。我不知道听他讲了多少故事，在那些时候我跟他一块儿坐在芬芳的树荫里，干而柔滑的草上，头上是一片银色的白杨；或者我们坐在池畔芦苇丛中，倾斜的岸边潮湿的粗沙上，从那个地方突出来一些多节的树根，它们古怪地交缠在一块儿，仿佛是一些黑的血管，仿佛是一些蛇，又像是一些从地下国土里钻出来的怪物！普宁详细地对我叙述他的生平，讲他所遭逢的一切幸运的和不幸的事情，我总是怀着真诚的同情在听着。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堂的执事；——“他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喝了酒以后就变得极粗暴了。”
他们并不注意！他们看见却不知道……
“啊，您看，”他仍旧带着微笑答道。“我逗小鸟儿唱歌。”他把他那两个小杯子让我看。“燕雀们唱和得多好听！在您这样小的年纪，您一定喜欢小鸟儿的歌声吧！请您听一听；我一做声叫，它们马上就会跟着唱起来的——多够味儿！”
“再会，小少爷；我那个同伴在唤我，在找我啦……他有什么话告诉我呢？再会，原谅我……”
一八三〇年
真的，这以后不多久我们就回到莫斯科去了。
“喂？”他终于说话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鸡蛋吗？”
在这个极可纪念的日子里，我的祖母不知为了什么居然给了我一个整天的自由，等我吃了晚饭向她道晚安的时候，她却带了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我有幸跟您……”巴布林继续往下说，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显然是费了劲说出来的，“我要跟您说明那个少年的事情，他就要给流放到远方去了……可是他自己并没有一点错。像这种做法，我斗胆说，只会引起不满的……并且会产生别的——上帝不许的！——后果，而且这不外乎是滥用地主的权力。”
“太太，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有一个准则，对待农民……不得用体刑。”
“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怪脾气。要不是说我……不让用体刑。”
普宁摇摇头。
“你姓巴布林吗？”我祖母问道，她马上自言自语地添上一句法语：“Il a l'air d'un armènien.”
“他用你的钱吗？”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跟普宁拥抱过二十次了（他那未剃的胡须刺得我的脸发烧，我的身上沾满了他那种臭味），——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他跳到马车的座位上，高高地举起两只手，用了响雷般的声音（这从哪儿来的呢！）朗诵杰尔查文翻译的大卫的《诗篇》，这一次杰尔查文不是一个侍臣，他是一个诗人了。
“啊！”她终于叫出声来，把头稍微偏在一边，又注意地将巴布林看了一会儿。“那是你的准则吗？嗯，这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并不请你来做我的管事，我只请你做我账房里一个办事员，一个司书。你的字写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