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评价事务状态的优良程度或评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的一个部分，福利经济学一直将幸福置于这门评价学科的核心，并将其视为指向人类福祉和不同人所拥有的优势的唯一导引。的确，一个多世纪以来，福利经济学一直由一种被称为功利主义的方法所主导，其现代形式最早是由杰里米·边沁所开创，并经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朗西斯·埃奇沃思、亨利·西季威克、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庇古（A.C.Pigou）等人发展至高峰。这种方法认为幸福是评价人类福利和优势的唯一重要的因素，因此也是社会评价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尽管（如约翰·罗默（Joho Roemer）的精彩分析所揭示的那样）也存在其他有说服力的学说[1].在该中，作者对不同的正义理论进行了逻辑严谨的批评，并提出了他对于当代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中研究正义论的主要方法的合理评价。），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功利主义都像是福利经济学的“官方理论”。
这些问题关系到判断人类生活状态的其他方式所应有的地位，自由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所有其他的关注应该被视为效用的附带物，还是影响幸福的因素或者促进幸福的工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幸福的重要性，而在于是否如幸福视角的倡导者所坚持的那样，其他的所有事物都不重要。
没有理由怀疑幸福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我们也乐于看到，收入视角与幸福视角之间的差别正受到学界主流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我与交往多年的朋友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经常进行辩论（本书会涉及其中一些），但对于其就下面的悖论所作的深入研究（促使其写成《快乐经济学》（Happiness：Lessons from aNew Science）一书），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个悖论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一个悖论。人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收入并为此奋斗。然而当西方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时，其人们却并未因此而感到更加幸福。”[4]这个问题是在完全认同幸福对于人生的重要性之后才提出的。这将对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有助于认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比那些以收入为对象的理论学者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 Richard Easterlin，‘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27（1995）.也见伊斯特林对于收入与幸福之间不一致，以及通过提高收入和其他方法来增进幸福的深刻论述：“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Unified Theory”，Economic Journal，Ⅲ（2001）。See also Bernard M.S.van Praag and Ada Ferrer-i-Carbonell，Happiness Quantified：A Satisfaction Calculus Approac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的确，即使是当代福利经济学，其中的一大部分依然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然而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的讨论中，幸福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了。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世界上的许多人即使比以往更富裕，拥有更多的实际收入，也并未感到比过去更幸福。对于那些将经济增长作为包括痛苦与不幸在内的所有经济问题的万能解药的人而言，其理论前提正受到来自理论推理和经验事实的质疑。如果借用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人们会问：“提高所有人的收入会增进所有人的幸福吗？”[2]经济繁荣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乐，这个问题的本质和原因正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开始摆脱这种简单的函数化假设，即效用总是随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在这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中，蒂伯·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对于“无快乐的经济”（the joyless economy，其著作的标题）的分析（部分是经济学，部分是社会学）具有标志性的意义。[3]
[1] See John E.Roemer，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 Tibor Scitovsky，The Joyless Econom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4] Richard Layard，Happiness：Lessons from aNew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Penguin，2005），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