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ee Isaiah Berlin：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Henry Hardy（ed.）（London：Hogarth Press，1979）；Henry Hardy（ed.），The Crooked Timber of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John Murray，1990）；Henry Hardy（ed.），Freedom and Its Betrayal：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Henry Hardy（ed.），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Vico，Hamann，Herder（London：Pimlico，2000）.
实际上，倡导理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有助于人们对意识形态和盲目崇拜进行审思。[6]依赖理智并不意味着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人们会用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捍卫其信仰（无论其多么原始）——视而不见。理智思考是将主流信仰和所谓的理智置于批判性的考察之下。第8章“理性与他人”和第9章“中立缘由的多元性”将更进一步地谈到这些问题。）事实上，理智并不被红色高棉领袖波尔·波特所推崇，狂妄、将理智的审思排除在外以及盲目的崇拜控制了波尔·波特。格洛弗对启蒙传统的批判也提出了如下一些有趣且重要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不好的理智思考吗？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理智与包括怜悯和同情在内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进一步而言，依赖理智的终极缘由是什么？理智是不是一种好的工具？如果是，它又是实现什么的工具？难道理智自身就是原因？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它与盲目崇拜又有什么区别？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鉴于本书着眼于理智思考在探索正义中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再次思考上述问题。
[3] Ibid.，p.310.
关于格洛弗对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指责，或关于其“意识形态对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的论述，我们很难予以驳斥。但此处牵涉的问题并不是错误思想的负面影响，而是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理智的作用，尤其是启蒙运动的视角。[5]众多启蒙思想家都很看重在作选择时理智思考的作用，尤其反对盲目崇拜，那么把对于不确定事物的盲目追求和专权的政治领导人的固执信念都归因于启蒙传统是否妥当呢？当然，我们可以反对“斯大林式的专权”，而事实上，他的反对派已经理智地展现了许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并让人看到了粉饰之下的专权统治——当局一直以审查和篡改来使专权统治免于被披露。
[2] See Jonathan Glover，Humanity：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Jonathan Cape，1999），pp.6-7.
[6]当然，很多原始的信仰也来源于某种理智，而且可能是相当原始的理智（比如种族歧视和性别偏见通常是以某些所谓感知到的“理智”为基础的，即认为有色人种或女性在生理或智力上是相对劣等的.
如果上述的确是维特根斯坦所想表达的意思，那么他可被归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传统的阵营，即将清醒的理智思考视为改良社会的主要推动力。通过系统的理智思考来实现社会的发展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18世纪。
[4] Ibid.，p.313.
当然，要说理智在启蒙运动时期所有的主流思潮中（reason）都占主导地位是很难的。诚如以赛亚·伯林所言，这一时期尚存在多种“反理性”（counterrational）的流派。[1]但对于理智的高度依赖，甚至是有些刻意的依赖，是启蒙思潮与其之前传统的主要区别之一。当代的政治研究也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夸大了理智的作用。事实上，有人认为，正是启蒙运动灌输到现代思想中的对于理智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后启蒙时期种种罪恶的习性。杰出的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在其力作《二十世纪道德史》（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也赞同这种谴责性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对于人类心理的观点”正日显“单薄与机械”，而“启蒙思想希望社会通过博爱与科学的传播而获得进步的观点”，现在看来是极其“幼稚”的。[2]他还将现代苛政归因于此（并在其他方面对启蒙思想进行了批评），认为不仅“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完全“为启蒙思想所控制”，而且红色高棉领袖波尔·波特（Pol Pot）也“间接地受其影响”。[3]由于格洛弗并不打算从宗教或传统的权威中寻找答案（他注意到，由此看来，“我们无法彻底摆脱启蒙思想”），所以他索性对传统观念进行了集中的批判，认为对理智思考过于信赖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他说：“斯大林式暴政的思想就根源于这些观念。”[4]
[5]以下分析基于我对乔纳森？格洛弗著作的书评，“The Reach of Reason：East and West”，见New York Review of Books，47（20July2000），后经简单修改收录于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Penguin，2005），第1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