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历史的阶段上，战争与和平都将我们彼此奇妙地联系起来。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如果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像在世纪初那样分明的话，那么撰写关于20世纪战争与和平的文章就会更容易一些。”（Hobsbawm，Globalization，Democracy and Terrorism（London：Little，Brown&Co，2007），p.19）See also Geir Lundestad and Olav Njlstad（eds），War and Peace in the20th Century and Beyond（London：World Scientific，2002），and Chris Patten，What Next？Surviv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Allen Lane，2008）
[3]关于金对全球正义之于局部正义的意义所进行的评价的背景，见The Autobiography of Martin Luther King，Jr，edited by Clayborne Carson（New York：Werner Books，2001）。
[4]第7章“位置、相关性和幻象”讨论过这一问题。
[1]第5章“中立与客观”和第6章“封闭的中立性与开放的中立性”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个理由与利益的相互依赖性有关，这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很容易理解。美国对于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会对世界其他地方（当然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但也会远远超出美国直接采取行动的地域）数亿人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2]同样，美国成功应对此次经济危机（2008—2009年写作本书时爆发的经济危机），将对与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以及那些与美国有间接商务往来的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更进一步说，艾滋病与其他传染病已经跨国跨洲传播。同样，世界上某些地方开发和生产出的药物对于其他地方人们的生命和自由十分重要。还可以轻松地举出许多其他的相互依赖的方式。
互相依赖的情况还包括，一个国家对于不公正的感受对其他国家人们的生活和自由所产生的影响。1963年4月伯明翰监狱里的马丁·路德·金在一封信中写道：“任何地方的非正义都是对各地正义的一种威胁。”[3]对于一个国家内部非正义的不满很快会传播到其他地方，我们的“邻里”现在实际上已经遍布这个世界。[4]在当今世界，人们通过贸易与交流产生的联系十分广泛。更进一步地说，人们在文学、艺术、科学方面形成的全球联系，使我们很难再相信，能将对于各种利益与关注的充分考量限定在某个国家的范围内，而无视其他国家。
关于正义的公共理性应该超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界限，这一要求是出于两个主要的原因：出于避免偏见且公平对待他人的缘故，从而需要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出于避免未经充分审思的地方性价值观和认识的地域狭隘性的缘故，从而需要纳入其他人的视角来拓宽我们自己对于相关原则的认识。[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不同视角和不同地方的合理评价的范围和覆盖面有多大。需要将中立或公平问题限制在一个主权国家，或具有共同态度与偏好的某种文化范围内吗？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第5～第9章），但鉴于其对于本书所提出的研究正义的方法的重要性，这里可以对其进行一下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