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邦有组织的暴乱依然是该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污点，在那次暴乱中有近200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在印度其他地区，这些事件的反对者把矛头指向民主印度的现世价值观。基于选举研究的证据表明，这一暴乱确实提升了非宗教党派在其后的2004年大选中的支持率。
[1] Condorcet，Essai sur I’application de I’analyseàla probabilitédes decisions renduesàla pluralitédes voix（1785；New York：Chelsea House，1972），in Oeuvres de Condorcet，edited by A.Condorcet O’Conner and M.F.Arago（Paris：Firmin Didot，1847-49），vol.6，pp.176-7.也见Emma Rothschild，Economic Sentiments：Smith，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第6章关于这个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印度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偶尔有些周折，但民主化的政教分离通过相互包容和尊重得以存留下来。然而这种存留并没有阻止宗派暴力事件的周期性爆发，而一些政治团体从这些分裂活动中获益。只有通过怀有超越彼此界限的更广泛的价值观，才能消除宗派煽动行为的影响。在这方面，对每个人包括宗教身份在内的多重身份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印度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不仅拥有共同的国籍，而且会有一些其他的共同身份，如根据语言、文学、职业、地域以及许多其他标准来进行的划分。[4]民主政治使得人们有机会去讨论这些非宗派的联系而非宗教分歧。[5]2008年11月有穆斯林背景（几乎可以肯定是巴基斯坦族裔）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孟买进行袭击活动之后，之所以没有出现针对印度穆斯林的恐惧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袭击之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广泛参与了公开讨论。民主实践当然能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们的多重身份。[3]
最后，我转向民主必须解决的最难的一个问题。民主既要关注多数原则也要关注少数人的权利，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虽然（上一章已经讨论过）就组织方式而言，民主通常被完全看作投票和多数原则。从公共理性这一广义视角来理解的民主（上一章讨论过）包括了投票，但远不止于此。它能够考虑少数人权利的重要性，而又不忽视作为民主结构一部分的多数人的投票。18世纪社会选择理论的先驱孔多塞就提醒，要提防“古今共和者广泛传播的格言，即可以牺牲少数人来为多数人服务”[1]。
相关问题也适用于民主在防止宗派暴力方面的作用。与民主可以消除饥荒这种简单的认识相比，这里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尽管饥荒受害者只是所有受威胁人群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民主之所以能够防止饥荒，是因为少数人的困境通过公开讨论被政治化，从而能够使大多数人支持预防饥荒，毕竟一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对潜在的饥荒受害者怀有冷酷的敌意或者生出仇恨。而当内部群体成员之间的敌意被极端主义分子通过谣言煽动起来时，这一过程就要复杂得多。
[5]印度超过80%的人口是印度教徒。目前的总理是锡克教徒，执政的政治联盟（即执政党国大党）的一位领导人有基督教背景。2004—2007年间的总统又为穆斯林（印度以前也有穆斯林总统）。因此在那段时间里，印度的三个主要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由多数族群的成员担任的，然而在印度并没有明显的不满情绪。
然而群体间差异（如种族差异）依然可以为那些想要煽动不满和暴力的人所利用，除非国家民主在群体间建立起的联系能对其予以有效的防范。[6]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政治能否产生宽容的价值观，而仅靠民主制度本身无法自动保证其成功。要使其他群体更好地理解某个群体的问题、困境和人道情况，积极而又充满活力的媒体至关重要。
成功的民主不仅仅能设计出所能想到的最完美的制度，它还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我们实际的行为模式以及政治和社会互动。将民主问题寄托在绝对完美的制度“可靠性”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像所有其他制度一样，民主制度的运行依赖于主体人在利用机会实现合理目标上的行为。从这些经验性的记述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与本书前面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可以构成全面的互补。这里所列出的从经验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应采用正理而不只是正义的思想主张。
然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那些对牺牲少数人权利毫无歉疚的无情的多数人，将会使社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尊重多数原则，还是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因此包容价值观的形成是民主体系顺利运行的核心（正如第14章已经讨论过的）。
[4]类似地，那些于1994年在卢旺达对图西族发动极端暴力事件的胡图族分子，不仅有胡图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且与图西人有其他的共同身份，比如都是卢旺达人、非洲人，可能还都是基利加人。
民主在防止群体暴力事件方面的作用，取决于包容性和互动式政治过程对于有害的社团分裂主义思想的缓和能力。这是独立后的印度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是这个多宗教的和世俗的政体诞生于存在大量群体冲突和暴力事件的20世纪40年代。就年限而言，这段时间确实很短，但是就造成的巨大创伤和阴影而言，却十分漫长难熬。圣雄甘地已经明确地以这种形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在对包容性的重要性所作的阐述中，将其视为他领导的独立运动所寻求的民主的一个关键部分。[2]
[3] On this see my 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2006）.
[2] 甘地对这一主题进行过论述，见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1960）。也见我的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Norton&Co.，and London and Delhi：Allen Lane，2006），尤其是第165-1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