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莱亚德在说明幸福的重要性时，强烈地表示“我们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的外在理由”，但他还是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理由，确实，这个理由有一定的道理。在就可行能力视角进行辩论时，莱亚德提出了这个批判性的命题：“但是除非我们知道人们是怎么感受的，家长制作风真的十分危险”（第113页）。显然，与其所宣称的幸福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不同，避免家长制就是一个外在的理由。莱亚德批评一些社会观察家的家长制——扮演“造物主并代替他人作出选择”，后者认为遭受剥夺的人们通常默认了他们的遭遇，这样他们也就更能忍受生活的现状，而不会去试图改变。
[5]诺齐克对生命、信仰与实践进行不断反思的原因作了精彩的分析，见Robert Nozick，The Examined Life：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New York：Simon&Schuster，1989）。
[4]我希望能将我的朋友莱亚德从完全的边沁一方稍稍倾向穆勒一方。
[3] See 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 and Utopia（New York：Basic Books，1974）；Ronald Dworkin，Sovereign Virtu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 Ibid.
[1] Ibid.，p.113.
问题在于这样的表述：“幸福就是那个终极目标，因为与所有其他的目标不同，幸福的好处不言自明。”莱亚德提到这样的事实，“美国的《独立宣言》讲到，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目标”[2]。（事实上，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不言而喻”，是“造物主赋予所有人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幸福的权利出现在对这些不同权利的阐述中，和其他几种目标一样，而并非完全“与所有其他的目标不同”。）其他任何事物（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是别的什么）都不是终极目标，这样的表述或许很难与人们过去和将来对于不言而喻的内容的认识一致。无论我们考察的是两个多世纪以前法国大革命的推动力，还是人们今天的价值观，无论是在政治实践，还是在哲学分析中（例如，后者包括罗伯特·诺齐克对自由所具有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的高度强调，以及罗纳德·德沃尔金将平等作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予以关注），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3]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推理和思考，而不能只通过称其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就将幸福置于莱亚德所希望置于的特有地位。
幸福的重要性不可否认，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去努力增进人们的幸福，包括我们自身的幸福。在其对于幸福视角雄辩而生动的倡议中，理查德·莱亚德也许稍稍低估了我们讨论复杂问题的能力，但是从下面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本意：“要问幸福为什么重要，我们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的外在理由。幸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显然，幸福是人生重大的收获，其意义不言自明。
莱亚德在其评论的结尾给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推断，呼吁人们不要去做那些我们认为“对别人好的事情，即使是别人从未这么觉得”（《快乐经济学》，第120~121页）。在那些莱亚德所反对的人看来，这是否公平呢？批判“被动地接受不断的剥夺而不去反思”这种现象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对其受到压迫的原因进行更多的思考，而且只有经过更多的思考，这些已经适应了剥夺状况的人们才会具有反抗的自觉。在前面的第7章“位置、相关性和幻象”中，我们已经谈到，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创造性的不满”逐渐取代了传统妇女对其所遭受压制的顺从和接受，从而推动了社会变革。对于妇女被动地接受受压制的社会地位提出质疑和挑战，在变革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4]（而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就长期剥夺的忍受展开互动的公共讨论。这通常是以妇女运动为先导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印度不平等的各种来源进行激进的政治反思。
我们可以——而且通常也是这样做的——通过自身的反思，以及互相之间公开的讨论，对我们内心的信念和对事物反应的可靠性进行辨别，从而保证我们没有受到直觉的误导。无论是李尔王坚持将自己置于他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自己的倾向（例如，当“那个法官”痛骂“那个可怜的小偷”时，对此场景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的倾向），还是亚当·斯密所论述的即使是在具有光辉思想的古代雅典，文化上处于隔离状态的人也应理智审思他们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杀婴行为所持的积极态度，这些都表明有必要对我们不经审思的直觉感受进行理智的思考。[5]
今天对于诸如医疗保健、饮食习惯或者吸烟等问题所进行的公共教育，同样促使我们对直觉感受加以反思，而这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就移民、种族对立、医疗保险改革或妇女社会地位进行公开辩论的必要，这与一般的家长制并无关联。有许多理智的思考能够——在许多社会中已经——对未经质问的“感觉”和不加甄别的情感所具有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