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公众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剥夺问题可能存在的不满开始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尽管由于派系政治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这些问题好多年都未得到关注。最近出现了很多基于广义的人权要求，如受教育权、食品权（尤其是学校午餐）、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环境保护权以及“就业保障”权的有组织的运动。这些运动有助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社会问题上，这是对媒体广泛的公开讨论的补充，而且也对重要的社会要求提出了更坚定的政治支持。
一个显而易见的一般结论是，经济表现、社会机会、政治诉求和公共理性都是紧密相连的。在那些政治和社会诉求近来得到了更为坚定的运用的领域，可以看到显著的变化。最近几年，性别不平等问题使更多的人参与政治（通常以妇女运动为先导），这也促进了为减少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性别歧视而作出的坚定的政治努力。妇女在一些特殊领域具有突出的地位，包括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这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尽管这些成绩当然是与妇女的诉求相关的（最近几年参与式政治的机会对此也有推动），但是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口，主要是比较富有的那部分人。[2]当今在印度公共生活中妇女声音不断增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社会覆盖面逐渐扩大。印度在消除妇女地位的不平等方面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关于妇女社会角色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已经构成了印度民主实践重要且具建设性的发展。
[3]就参与障碍和媒体报道的覆盖范围而言，即使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社会里，民主实践依然是相当不完善的（尽管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似乎是从顶层突破了一个大的参与障碍）。关于美国的民主实践的问题，见罗纳德·德沃尔金富有启发性的著述：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Principles for aNew Political Deb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民主自由当然可以增强社会正义，并带来更良好、更公正的政治。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要求具有政治意识的公民的积极行动。尽管这里经验性研究所得出的教训主要是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但类似的结论也可以来自其他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3]
[2]尽管印度的大部分女性政治领导人都来自城市精英阶层，但还是有一些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女性领导人来自农村的下层种姓，她们是那个阶层中稍显富裕的那部分人。
对于相关社会政策的迫切需要只在印度的某些地方获得了充分的政治化。印度喀拉拉邦的经验也许是一个最清晰的例子。在那里，对于普及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基本的性别平等和土地改革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政策支持。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包括了历史的原因和现今的情况：喀拉拉邦反上层种姓运动的教育方向（现在喀拉拉邦左翼政治势力继承了这一传统）、印度特拉凡科和科钦地区（不受英属印度国内政策的管辖）“土著王国”的早期活动、教育传播过程中的传教活动（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占喀拉拉邦人口1/5的基督徒），以及女性在家庭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母系财产权在印度教内颇有势力的派别Nairs中的存在和重要性相关）。[1]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喀拉拉邦都充分利用政治活动与舆论来拓展社会机会的范围。对于民主制度的利用当然有赖于社会状况的本质。
[1] On these issues，see my 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Also，Robin Jeffrey，Politics，Women，and Well-being：How Kerala Became a‘Mo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V.K.Ramachandran，‘Kerala’sDevelopment Achievements，in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eds），Indian Development：Selected Regional Perspectives（Oxford and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