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London：T.Cadell，extended version，1790；republish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III，i，2；扩展部分见第6版。被强调的观点见D.D.Raphael，”The Impartial Spectator”，in Andrew S.Skinner and Thomas Wilson（eds），Essays on Adam Smi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p.88-90。关于这些问题在启蒙思想，尤其是斯密与孔多塞著作中的重要性，见Emma Rothschild，Economic Sentiments：Smith，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III，1，2，in the1975reprint，p.110.
斯密提出了中立的旁观者这个具有反思功能的设计，以此来使理智的思考摆脱可能——也许还不易觉察——存在的当地思想传统的约束，并且以此来辩证地考察，从位于远处的“旁观者”的角度看，已经为人所接受的传统习俗究竟如何。斯密对于这种开放的中立程序的论证是这样的：
[4]西蒙·布莱克本很好地阐述了“共同的观点”（the common point of view）在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从那一视角解释了斯密对于中立的旁观者的使用（Ruling Passion：A.Theory of Practical Reasoning（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斯密所采用的中立的旁观者当然有那样一层含义，但斯密也将这个思维实验作为一种辩证方法对普遍持有的观点进行质疑。即使没有出现布莱克本所强调的共同的观点，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不离开自己的位置，并以一定的距离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就绝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全面的评述，也绝不可能对它们作出任何判断。我们只有通过努力以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或以他人可能持有的看法来看待它们，才能做到这一点。[3]因此斯密式的推理不仅承认，而且要求考虑来自远近各处的他人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实现中立的程序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只限于当地社区的视角与认识。
当代道德与政治哲学对中立性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康德的影响。尽管记得斯密对这个思想的阐述的人较少，但是康德与斯密所采用的方法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在诠释中立性及表述公平的要求这一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旨方面，斯密对于“中立的旁观者”的分析可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斯密的思想不仅对启蒙思想家，如曾记述斯密的孔多塞，产生了很大影响，伊曼努尔·康德也知道《道德情操论》（最初于1759年出版），并且在1779年写给马库斯·赫茨（Markus Herz）的信中对这本著作进行了评论（尽管赫茨将这位骄傲的苏格兰人写成了“英格兰人斯密”）。[2]这比康德的经典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oundwork，1785）与《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要早，而且看起来康德很可能受到了斯密的影响。
[2] See Raphael and Macfie，‘Introduction’，in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republished1976），p.31
在斯密采用的“中立的旁观者”方法与以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为突出代表的契约论方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援引“任何其他公平与中立的旁观者”对于事物的看法，这一要求可以将那些来自其他社会——不论远近——的外部人员所作出的判断也纳入考量。相反，罗尔斯体系的制度建构的特点限制了在中立评价中纳入“外部人”视角的程度。即使斯密经常将中立的旁观者称为“内心的那个人”，但他提出这个思想策略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拓宽我们的认识，以及我们对道德思考的范围。[4]斯密这样写道（《道德情操论》，Ⅲ.3-38，第153～154页）：
亚当·斯密在关于中立性的思考过程中，使用了“中立的旁观者”这一设计，这与“作为公平的正义”这样封闭的中立性有很大的不同。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精练地提出了这个基本思想，以此作为判断一个人自身行为的必然要求。“我们对该行为的审视就如同我们设想一个中立的旁观者对其审视一样”，或者如他后来在这本书的新版中所说的，“我们审视自身的行为，就如同我们设想任何其他公平和中立的旁观者审视它一样”[1]。
我们在孤独时往往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同自己有关的东西……一个朋友的谈话使我们的心情好一些，而一个陌生人的谈话使我们的心情更好一些。内心的那个人，我们感情和行为的抽象和想象的旁观者，经常需要由真实的旁观者来唤醒并想到自己的职责。往往正是从那个旁观者那里，即从那个我们能够预期得到最少的同情和宽容的人那里，我们才有可能学好最完善的自我控制这一课。
